台湾新电影

台湾新电影,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艺术成就在《青梅竹马》(1985)、《童年往事》(1985)、《恐怖分子》(1986)时登峰造极,在资金短绌与台湾不合理的严苛电影检查尺度下克服万难,成为奇迹。可喜的是奠定了杨德昌侯孝贤在世界范围内不坠的地位;可悲的是,其他各家载浮载沉,台湾新电影的辉煌盛世渐淡渐远乃至日后台湾电影全盘倾覆。当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用了台湾影坛天价般的成本制作时,百家争鸣的台湾新电影几乎已经走进历史。《悲情城市》得到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杨德昌的《一一》获德200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只能算是国际电影节对台湾新电影人才迟来的肯定。

定义

背景

1982年以前的台湾电影经过几十年的禁锢和压抑,在官方操控的电影检查制度下创作自由与发表自由总被扼杀。外(国)片不能探讨政治、性,不可以裸体;台湾电影受到的限制更严,甚至电影未拍就要把剧本送审。港台两地的任何一部电影只要有一位工作人员“思想有问题”,或是“政治立场不见容於台湾官方”,都会害得整部电影被禁映,这种“灭九族”的法西斯作风其实也用在西方电影上,譬如官方不喜欢美国女演员[[Shirley_MacLaine]][[Jane_Fonda]]的“左倾”、越战时期的“反战”。

当时台湾电影市场主要被琼瑶式的爱情文艺片与[[古龙]]式的武侠片占去大半市场,功夫片也在大行其道。尤其恐怖的是台湾还多了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政策电影与军事教育片(简称“政策军教”),也就是为蒋氏王朝歌功颂德的电影。那时候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获奖影片常常被人概括为:杀杀杀、杀共匪;打打打、打台独;恨恨恨、恨日本;骂骂骂、骂满清。于是台湾观众以及电影人都在渴望寻找新出路,以期看到有点不一样的电影。而大陆、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以及左派影人参与的左派电影/非左派公司出品的电影一律是不准在台湾面世的。

铺垫与推动

从一小步到一大步之间以下提到的名字,许多真诚呵护台湾新电影的人士,不该被遗忘。

评论界

1965年出刊,没撑几年、看似小众却影响深远的《剧场》杂志介绍了台湾观众看不到的[[安东尼奥尼]][[费里尼]][[雷乃]][[戈达尔]]等导演,经过引介的观众自然有所期待,对台湾的电影观赏现况当然加倍不满。

中影内部

1982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总经理的明骥求贤纳士,大胆启用了两组新人,由于小野吴念真1980年台湾新电影之前,早一步到“中影”任职,他们作为一组人员配合企划工作,另一组由段钟沂成立关系企业组,展开行销和市场运作工作。同年“中影”启用新人导演合拍《光阴的故事》,成为新电影的开山之作。这之后,“中影”为新人提供各种机会,新电影钟绝大部分电影都是由“中影”出品的。而在以往,“中影”则以赚钱(以及拍摄政策电影)为目的。

其他力量

那个时代以短片动画[[实验电影]]为诉求的“金穗奖”为台湾观众开了扇小窗。窗的视野虽然小,毕竟是比较本土的、属于台湾制造的。留学美国的柯一正[[万仁有]]短片角逐,旅居台湾多年的杜可风(摄影/导演)、作家[[李昂]](主演)也有热情参赛。胡因梦则是台湾演员中电影见解出类拔萃的异数,跟“兰陵剧坊”、跟《影响》杂志那些文艺青年、学生相当投契。

台湾唯一的一间”电影图书馆“于1978年左右正式对外开放(大约在1989年改名为“电影资料馆”),女职员赵正人向来跟这些文艺影剧学生“过从甚密”,她又是台湾早期少数对于成立电影节/电影展很有概念的推手,并怂恿馆长徐立功引介1970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在馆里研究讨论。许鞍华谭家明徐克刘成汉等人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不但震撼了这批热爱电影的台湾小众(其中有些人当时已是或往后将是电影工作者,譬如小野吴念真张毅),而且也逐渐成为被提名[[金马奖]]的常客,有些电影在台湾票房相当丰收。「电影图书馆」的另一贡献是从1982年1989年主办的台北金马国际影展,策划人/选片人通常是刚留学回来的电影专业青年才俊(吴正桓/吴其谚、李道明留学美国,齐隆壬留学法国,张昌彦留学日本……),为台湾观众开了一扇大窗。

1980年代初期,“法国文化中心”(往后的“法国在台协会”)正要成立,那些电影/文艺青年跟法国的艺术家们(毕安生、施兰芳…)搭上了线,不但电影思想受到发,而且见识到不少法国/法文电影刊物。台北的“美国文化中心”(早先的”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也有一些美国的或英文的电影书刊,弥补了那个时代台湾资讯落后的困窘。在普遍乏善可陈的电视剧方面,张艾嘉勇于制作有格调有创意的“十一个女人”,分由十一位导演掌舵,杨德昌柯一正因此脱颖而出。

光阴的故事

上述种种推动原因,每一桩都不像是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形成的因素,却又都在不约而同逼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最主要、最直接的,也许是“中影”总经理[[明骥]]愿意听信小野吴念真的建议,开拍了四个短篇构成的《光阴的故事》,而且由四位新人担任导演(依短片映演顺序是[[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各拍一段)。这个尝试既省钱(低成本),又因格调清新、导演有创意而且在不说教中自有省思,令人刮目相看,几乎征服了大部分的台湾观众;影评人则是不分派系、不拘年龄一致叫好。其中杨德昌的短篇《指望》尤其出类拔萃,金马奖时香港评审金炳兴认為应该被提名最佳导演项目方才公道。同一时期「中影」出品、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也叫好叫座,而且开启了侯孝贤编剧、陈坤厚摄影,你拍一部、我拍下一部,两人轮流当导演的合作关係。

小野吴念真[[明骥]]支持允许下,下一回走得更猛。1983年出品的杨德昌电影《海滩的一天》与取材黄春明“乡土文学”的《儿子的大玩偶》不但是台湾新电影的重镇,而且也是台湾电影的里程碑。《海滩的一天》用了[[阿伦·雷乃]][[费里尼]]式的意识流叙事,回顾了台湾社会与家庭历史,却出之以类似女性主义的女性观点,外加片长2小时45分钟,在在挑战了观眾的观影经验以及台湾的电影院能够接受的限度,语言的使用让德国女孩讲德语(而非台湾以往电影的草率与偏见把西方白人等同於英语人)、并在官方限制方言比例的情况下穿插台语/河洛话趋近写实。

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各导演一个短篇的《儿子的大玩偶》取材台湾“乡土文学”著作原本就已经游走官方禁忌边缘,官方向来防电影甚於防文字,“中影”拍摄这种电影,台湾社会方才有缘见识到蒋氏王朝党、政、军的内斗之狠之兇,比起对待「敌人」(譬如中共或台独)也仁慈不到哪裡去。我说”有缘见识”,并非从这部电影中,而是由电影外。《儿子的大玩偶》要经过「中影」内部、国民党、新闻局(电影检查)层层关口、重重刁难方才能够(或是永远无法)面世。特别是万仁导演的那一段<苹果的滋味>惹起轩然大波,维护创作自由与发表自由不遗餘力的「联合报」记者杨士琪,不仅在媒体支持《海滩的一天》近3小时片长的必要性,而且勇於对抗党、政、军的恶势力,不让「削苹果」的毒计得逞。如果说小野吴念真推动了台湾新电影,那麼,杨士琪是在呵护台湾新电影、巩固台湾新电影,不让任何保守势力来践踏、来摧残。比起台湾那些支持新电影的影评人,杨士琪不但写得多、写得勤,而且她比较有园地,又是强势主流媒体,影响格外广阔深远。她跟小野吴念真同样希望台湾新电影整体的好,所以勤於支持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她也跟小野吴念真同样看出杨德昌侯孝贤的格外卓越。

台湾电影宣言

参见台湾电影宣言的主条目。

影响与争议

关于台湾新电影的源起、发韧、屹立的种种,小野的著作早已铺陈。杨士琪则因气喘病英年早逝(1950-1984)。

可供参考

  • 1/2]&[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AMc9kfAY/ 2/2台湾新电影纪录片 tonyforest.1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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