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多长政

照片 :
照片描述 : 日本电影实业家川喜多长政
中文名 : 川喜多长政
英文名 : Nagamasa Kawakita
出生年 : 1903年
出生日 : 4月30日
出生地 : 日本东京
逝世 : 逝世
逝世年 : 1981年
逝世日 : 5月24日
逝世地 :
国家/地区 : 日本
职业1 : 企业家
职业2 : 制片人
首字母 : C
条目星级 : ★★★★

川喜多 長政かわきた ながまさ,1903年4月30日1981年5月24日),电影制片人、进口商。作为一个跨国电影人,特别是在亚洲,有着相当好的信誉。妻子是比其更有国际知名度的“日本电影之母”川喜多KASHIKO,女儿是川喜多和子(伊丹十三最初的妻子),他们三人被称为“川喜多家的三人”。

“长政”这个名是喜欢历史的父亲从“山田长政”的名字中取来的,意喻着亚洲腾飞。即使在今天,川喜多一族的名声仍然凭着“川喜多纪念电影文化财团”(财团法人),在电影界散发着灿烂光辉。

人物生平

父亲之死

川喜多长政是陆军大尉川喜多大治郎的次子,出生于东京。

川喜多大治郎毕业于“陆军大学”,以第四师团野战炮兵部队第四连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的身份参加过日俄战争。由于带伤顶替战死的大队长指挥作战,在战后被授予了“金鸱勋章”。1906年,川喜多大治郎应清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请求前往中国,担任了北洋军官学校(校长是段祺瑞)的高等军事教官,他一生致力于清朝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张寿芝。

大治郎当时把全家留在了日本,1908年8月1日,他由于生病,睡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家,却遭到4名配属日本公使馆的宪兵的袭击。两名在门口把风,两名用手枪从院子向屋子里的大治郎射击。大治郎身中4枪,当即毙命,年仅33岁。有人说是因为他“与中国人太过亲近”而被杀的,但真像仍旧不明。

父亲被杀的悲痛影响了少年时期的川喜多长政:“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件事总鼓动我去做一些能够将我的国家和中国团结起来的事情……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创立东和商事

在欧洲旅行的川喜多夫妇

1922年,长政从东京都内首屈一指的升学后备校“东京府立四中”(现为东京都立户山高等学校)毕业后,相继前往中国的燕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与德国留学。回国后当过德国“[[乌发]]”电影公司的代理人,后来又创立了东和商事,并与同社的打字员竹内KASHIKO结了婚。两人辗转世界各地采购电影,当时年轻的川喜多长政因其日本最大的电影进口商的身份而广为人知。

与中国电影的渊源

1939年3月,陆军委派川喜多长政担任日军支配地区的电影发行公司的日本方代表。这是因为他在日德以及日中合作电影的制作与发行上很有成果,并且他精通中文,各方面人脉也比较广。

他自己也曾几次说过决心要来中国大陆,并曾说明自己是想要建立中日友好的桥梁。当然也有种说法是说他要调查父亲的死因。另外还有一说,是因为根据日德满的协定,满洲国独享德国电影的发行权,他为了与其对抗才前往中国的。只是,他知道以自己的信条“中国与日本在电影上友好”作为立场,自己是避不开军方的压力以及中国人的敌视的,可以说他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才来到大陆的。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939年6月27日,在日本兴亚院,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以及梁鸿志为代表的伪华中维新政府的支持下,于南京中山路东亚俱乐部礼堂,召开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的成立大会。公司成立之初,资金为100万元,伪华中维新政府出资50万元,[[满映]]出资25万元,日本[[松竹]][[东宝]]、富士胶片社等各大公司联合出资25万元;另有伪华中维新政府与日本东亚院各拿出20万元作为辅助资金。川喜多长政担任了“中影”的专务董事,他把公司设置在公共租界内。在电影制作上,由于日本人无法插足,因此他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制片人张善琨

1940年12月,“中影”改为由国民党汪伪政府领导,但副董事长仍为川喜多长政。到1942年,“中影”已在所辖的华中、华东和华南建立放映日本影片的影院41座,放映中国影片的影院52座以及放映日、中各国影片的影院13座;在上海的直营影院也有5座。与此同时,“中影”受日本东亚院和华中铁道委托,拍摄《中国经济建设》、《我们的铁道》等“文化影片”,编辑每月出版两期的《世界电影新闻》,会同日本东宝公司合拍故事片《珠江》和《上海三月》;并因直属汪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而获得汪伪政府赋予的发行垄断权。

上海沦陷后,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势力被排除,长期依赖英美等国供给影片、胶片以及原料的上海各影院公司和各制片公司,面临停顿歇业的危机;同时,南洋航运断绝,上海影院及制片公司又失去了自己的海外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由副董事长川喜多控制的“中影”,以影片、资金、胶片和原料供给各影院和各制片公司,进一步获得了中外影片的发行权,逐渐左右着上海影业的生死存亡。

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

1944年访问“华影”的《红楼梦》剧组时的纪念照,左起依次为:[[张帆]]周璇袁美云、川喜多一家、导演卜万苍岩崎昶

1942年4月,在川喜多的极力游说下,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孤岛”最有影响的制片人张善琨,在“保护上海影人”与“保存上海影业”的允诺下,终于答应与他一起“重组电影业”。由张善琨出面组织,[[新华]]、艺华、国华、华新、金星等12家上海的影业公司实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联)。“中联”创业资金共计300万中储券,其中一半来自川喜多的“中影”,另一半来自[[新华]]、艺华与国华。川喜多仍担任了副董事长,张善琨则担任总经理兼制片部部长,下辖5个摄影厂和16座摄影棚,各厂分别由陆元亮、张石川、沈天荫、陆洁和严鹤鸣任厂长。全上海的大明星、大导演,以及各专门部门的技术人才,可以说是“一网打尽”。继“中影”为日伪电影实现配给、发行一体化之后,“中联”为日伪电影完成了制片一元化的目标。

在“中联”(以及此后的“华影”)的操纵者(领导阶层)与操作者(创作人员)以及其作品的主观意向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据当事人李香兰的自述与日本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的描写,川喜多长政不仅是一个“亲华派”和“自由主义者”,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冒险行动,才“保障了中国电影界的创作自由”;但董事长林柏生在“中联”刊物《新影坛》上发表的“我们必须把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配合在国家复兴及东亚建设的进展中”以及“大东亚本位的中国电影”等言论,却十足地替日伪“和平建国”与“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张目;而张善琨则一方面表示“效忠于国家,效忠于东亚”,一方面提倡“保持电影的娱乐性”,显示出中国电影商人在特殊环境下随机求变,左右逢源的矛盾心态。以朱石麟卜万苍李萍倩等为代表的“中联”主创群体,由于思想被禁锢,“许多题材都不敢拍”,只好在“只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消极心态下,都倾向于拍爱情片去了。

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中联”一共拍摄了故事片47部,大多“无关宣传”,只是“大量的风花雪月”。至于“中联”与[[满映]]合拍的《万世流芳》,虽有日伪政府所宣扬的东亚民族抗击英美侵略的宣传动机,却也可以被观众读解为中国人誓死抵御一切外族侵略的影像寓言。制作意图与传播效果的偏差,是“中联”作为日伪国策电影机构自觉失败进而决定改组的关键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国内与起用中国人制作的川喜多长政本人在政策上的明显差异。

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行了《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将垄断发行的“中影”、主管制作的“中联”与放映机关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制片、发行、放映三位一体的电影机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华影)。川喜多长政仍旧担任副董事长。张善琨与日本人石川俊重担任副总经理,公司设立在上海江西路。从“华影”的领导阶层、创作人员和出品质量来看,作为制片机构的“华影”,与其前身“中联”相比并无本质区别。

张善琨其人

张善琨是上海电影界最有影响的制片人,川喜多非常信任他的才能。张善琨把上海主要的电影人召集起来,请求他们协助川喜多。同时,他又与国民党(重庆)取得联系,确保上海电影人在中国国内的立场。因此处在日本与中国夹缝间左右为难的“中影”、“中联”的作品多为“具有隐晦性”的作品,或者是彻底的“娱乐作品”。川喜多考虑到这些在身上海的中国人的苦恼与屈辱,也自始至终保护着他们。

在上海的岁月

位于镰仓市的川喜多旧宅

1941年,川喜多设法避开了来自南京总司令部让其拍摄中央国策电影的压力。12月8日,上海租界被日军完全占领,事态越发严重,但多数的中国工作人员由于信任川喜多而留在了上海电影界。

1944年张善琨遭宪兵队逮捕,川喜多设法将其保出。次年,张从上海逃往重庆。日本战败后,川喜多让其家属先行回国,自己留在上海整理残务。听说[[山口淑子]]被判汉奸罪,要被处死后,他又尽力将其救出。1946年,他与离开大陆的[[山口]]一同回到了日本。

晩年的川喜多长政

1947年,川喜多被总司令部开除公职,世界各地被他帮助过的犹太人和中国人都为其辩护,1950年又恢复公职。此后,他作为经营者大展拳脚,支援妻子的世界性的文化事业。无论战前或战后,川喜多家的功绩在日本电影界都无人能与其比肩。

  • 他带着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金狮奖
  • 1964年10月28日,他被授予“蓝绶带奖章”
  • 1973年11月3日,被授予二等功“瑞宝章”
  • 被法国政府授予骑士勋章
  • 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三等荣誉勋章

1981年5月24日,川喜多由于肝硬化去世,享年78岁。并被追封为正四位的勋位,赐予银杯一对。

与小津安二郎以及“镰仓会”

“镰仓会”的照片,前排左起依次为川喜多KASHIKO、田中绢代[[津村秀夫]]野田高梧小津安二郎,后排右起第四个即为川喜多长政

进口发行外国电影的川喜多夫妇与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在镰仓这片土地上有很深的渊源。

在镰仓,他们组织了一个在住电影人的友好团体“镰仓会”,以小津导演为首,编剧野田高梧,演员笠智众田中绢代等人都属于这个团体,也由于离大船([[松竹]]大船摄影所即坐落于此)比较近的缘故,成员里有不少都是[[松竹]]公司的相关人员。另外,影评家[[津村秀夫]]以及[[东宝]]的制作人等等各个领域的人士都云集于此,川喜多夫妇自然也在其中。

与李香兰以及甘粕正彦

川喜多与李香兰特别亲近。战时他在上海管理日本的国策公司“中影”。但是,与[[满映]]不同,他似乎想只是制作一些中国人能接受的娱乐电影。

李香兰的活跃场所不仅仅在满洲,更遍及上海,日本。她与川喜多以及其周边人物也有了交流。伪装成中国人这件事渐渐成为她的负担以后,她便决心与[[满映]]解约。在飞往东京与川喜多的好友,[[满映]]东京分社顾问,落魄的左翼影评家岩崎昶商谈后,他更坚定了决心。于是她又回到上海与川喜多商讨具体对策,然后就去满洲与[[甘粕正彦]]提出了解约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甘粕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此后李香兰的活动据点也正式转移到了上海。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由于被证明其拥有日本国籍,所以没能构成汉奸罪。但是,要能乘船回国也不容易,她被滞留了1个月左右。在此期间本来可以轻松回国的川喜多为了陪伴她,也没有乘船回国。李香兰就好像是他可以不顾自身危险的亲人。

川喜多与[[甘粕正彦]]无论是在性格还是想法上都完全不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对立的关系。作为同地的电影人,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共同赴宴过,不过暗地里也在较着劲。

德国“乌发”公司的代理权原本是川喜多的,不过甘粕曾经企图抢夺过。从时代背景来看,甘粕的企图似乎能够得逞,但是川喜多死守住了。在昭和初期他就因“乌发”的战争电影而得到了陆军省的举荐,在军部也有功劳。另外,也有可能是由于了解其父川喜多大尉客死北京的事件,同情他的那些高官还在位的缘故。当然川喜多在陆军部内有特殊关系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趣闻

川喜多当年报考燕京大学(现为北大)时,面试官是胡适。

备考

张善琨在战后也是亚洲的大制片人,后客死于东京。在殡仪馆送葬的川喜多长政作了如下弔辞:“我在上海的时候,一直都有着随时随地被枪杀的心理准备。那个时候我就曾想象过被张君你们这些亲切的中国友人们守护着下葬的情景。现在我自己还幸存着,却来给张君下葬,实在不胜伤感”,多数列席者未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这是1957年在青山殡仪馆的事情了。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