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国际电影节（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Cannes，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中文里或称[[坎城]]电影节（台湾称法）或[[康城]]电影节（香港称法），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也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与德国的[[柏林电影节]]、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以及捷克的[[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卡罗维伐利电影节]]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确定的国际五大电影节。

戛纳电影节设有专门的选片委员会，负责选片工作。[[评奖委员会]]则负责评奖工作。电影节授予评选出的最佳影片以大奖—— “金棕榈奖”。此外还有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评委特别奖、最佳娱乐片、最佳剧本、国际奖等多种奖项。除比赛、评奖的“竞赛单元”（分长片和短片两部分）和“[[一种关注单元]]”以及“展映单元”之外，戛纳国际电影节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电影艺术和商业活动。1962年起设立了“[[国际影评人周单元]]”，1969年设立了“[[导演双周单元]]”，1973年开展了“法国电影前景”讨论，并经常举办影展、电影先驱者和导演的纪念活动和回顾展。电影节期间影片交流活跃，各国的电影商都云集于此成交大宗的影片买卖，使得戛纳成了世界最大的影片交易市场。

1939年，为了对抗当时受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控制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法国教育部长Jean Zay在Philippe Erlanger的提议下，决定创办自己的国际电影节。1939年6月，[[路易·卢米埃尔]]成为电影节的首任主席，并计划在当年9月1日召开第一届电影节，但最后因为二战爆发而告中止。大战结束后，电影节重新启动，由法国外交部、教育部、电影联合会支持、法国艺术行动协会创办，于1946年9月20日在法国南部旅游胜地戛纳举办了首届戛纳电影节。后由法国工业部和商业部共同组织，每年5月在法国海滨小城戛纳举行，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两周左右。创办之初，定为每年9月举行，但自1951年起，为了在时间上争取早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改在5月举行。戛纳电影节自创办以来，除1948年和1950年因经费原因停办，1968年因为“[[五月风暴]]”而被迫中断外，已举办60届（截至2007年）。

历史

1939年

1939年 9月1日，德国坦克军团开过了波兰边界线，使那一天变成20世纪最重要的日子，它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戛纳电影节的命运，原定于9月1日正式开幕的首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战火纷飞中夭折。

戛纳电影节的创立，有一半缘于[[威尼斯电影节]]，但戛纳的创立初衷不是效仿与合作，而是批判与反对。1938年，数位应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几位法国评审心情非常糟糕，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两个大奖，一个给了墨索里尼儿子制片的意大利纳粹电影Luciano Serra pilota（[[Roberto_Rossellini]]编剧），另一个给了希特勒掌权的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他们回到法国后，法国外交部艺术交流司官员[[菲利普·艾尔朗]]想，威尼斯电影节如此不得人心，为什么不能在法国也创办一个电影节，接过世界电影艺术的权杖？菲利普·艾尔朗的郁闷和灵机一动的遐想，没想到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浓郁的战争阴云中，催生了著名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法国文化部的联合下，法国文化界、各大电影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最后决定把电影节举办地定为法国南部小城戛纳（为此戛纳击败了太平洋边上的Biarritz）。戛纳拥有可与威尼斯相媲美的海岸沙滩和迂回的天然港湾，更有地中海沿岸独一无二的迷人风景。19世纪30年代Brougham伯爵因为伤寒爆发不得不终止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计划并在此地暂居并，对这个小渔村大为欣赏。自此戛纳便迅速成为法国南部著名的有钱人的冬季度假圣地，拥有超过五十家高级旅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光浴开始流行，戛纳也逐渐成为夏季度假圣地。到1936年，戛纳开始向法国中下层收入的家庭开放，成为全国性的休闲所在。

当时的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中都是一些只有想法、却没有经验的理想主义者，在政局动荡和资金紧张的环境中，他们决定搬动“法国电影的基石”[[路易·卢米埃尔]]，以“世界电影之父”的名义“炒红”戛纳的地皮。1939年7月，把电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路易·卢米埃尔]]65岁，他携着妻子，带着流行一时的白色宽沿太阳草帽，挺着他那著名的肚子乘坐火车从巴黎来到了戛纳。

在决定担任首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之后，卢米埃尔开始听到来自欧洲各地的风言风语，说法国要拉拢自己的友国为自己的电影加封晋爵，又说法国人妒忌威尼斯越来越体面的主人风范，说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但这对于卢米埃尔来说并不重要，他一直梦想能用一种“法国方式”改变电影制作和电影创作，并把电影发展成为一门辉煌的独立艺术。他原本以为可以低调来到戛纳，可一下火车，戛纳市长就带着一群记者出现在站台里，这个迎接仪式对于卢米埃尔有些突然，但却留下了1939年戛纳电影节唯一的瞬间。当时，小城戛纳的市民正在关心物价和法西斯，或考虑卖掉祖屋奔向北美，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里会变成名星云集、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

9月1日，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始，首映了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但马上也正式夭折。几天后，法国、英国宣布对德国开战，从此，戛纳历史永远地被战争改写了。（这或许是历史上许多经典战争影片能在戛纳折下金棕榈枝的原因之一？）在战火中，卢米埃尔和法国人的电影梦想无限期地搁置起来，直到1945年和平再次出现在欧洲上空。1946年 9月20日，戛纳国际电影节第一次正式拉开大幕，一口气发了20个大奖，创造了戛纳历史上的“大奖之最”。因为这曾是卢米埃尔的梦，一个法国电影人人的梦，可卢米埃尔再也没有来过戛纳，他病卧床前并于2年后的1948年告别人世。

1953年

从1946年到1953年，戛纳电影节停了办2次。原因很多，主要是缺少资金，没有影响，展映的影片质量优劣参半。在这时，戛纳电影节上出现了[[让·考克多]]。1953年4月，考克多接了一个电话，让他去戛纳开个会，在会上，这个乐于资助艺术家的艺术家被“意味深长”地选为戛纳评委会的主席，但没想到，[[让·考克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戛纳历史。

前几届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不是过于抽象晦涩，就是国际电影大亨的沙龙。为了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制片公司和电影人，1953年年参赛电影非常杂乱，良莠不齐，共有35部之多。有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彼得·潘》，有[[布努艾尔]]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痛苦]]》，还有[[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忏情记》等。考克多做事一向我行我束，直露坦白。每天，他看完参赛片之后，都要写下日记。对于考克多来说，戛纳应该属于那些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导演，而不应该为了筹划赞助和开拓影响而变得日益庸俗。

考克多决心改变这个面貌。他毫无忌讳地在放映厅里抽着烟，皱着眉头，表达自己的态度。在1953年 5月1日的闭幕式上，评委会只发了一个大奖，那就是[[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这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颁奖最少的一届，这样的结果令人们震惊，很多人沉默，很多人脸上无光。考克多在颁奖项时对着麦克风说：“我希望戛纳电影节能获得真正的意义：是一次心灵与精神的约会！”

那一年春天发生的许多次心照不宣但针锋相对的评审辩论已经不可考证。但1985年，让·考克多逝世22年后，有人出版了他的日记。关于1953年的戛纳事件，我们了解到更多考克多生前从未披露的细节。他说自己想“把过程带进坟墓，但把结果留给历史”。

他的日记中写道，4月27日：“太愚蠢了，我拒绝写下去。没有什么比一个电影节离我更遥远了。在这，我经常被评委会攻击，可以想象，作为决定者非常痛苦。因为我无法忍受给别的电影发通行证，还有电影的数目。是选择的义务令我采取了这种态度。诚然，一个评委会主席不代表发出比其他同事更高的音量，如果他们倾向于我是正常的，我也会向他们倾斜。总之，对于一个电影节，那些巨大争吵的疲倦必然要带来焦灼的气氛和差劲的幽默。我为此感到痛惜。我觉得电影节不应该是推销奖项和制造约会与交易的地方。”

1954年，考克多再次被定为戛纳电影评委会主席，人们相信考克多，信赖考克多式的戛纳，从此，戛纳摆脱了评奖迂腐的有名无实，真正面对电影质量，做到宁缺勿滥。

1954年让戛纳电影节名扬海内外，却不是因为电影，而是法国女演员Simone Sylva在一群记者面前脱下比基尼胸罩，试图拥抱美国影星Robert Mitchum。此事件被广泛报道，从此以后，电影节上少不了火爆刺激场面，以至于持负面态度的影评人开始讽刺说在地中海度假圣地办电影节不可避免的会成为肉铺。不管如何，1954年以后，戛纳开始腾飞，成为每年媒体和电影世界的焦点。

1959年

1959年 5月4日，国际青年节这一天，戛纳放映了本届最后一部参赛片，当天晚上就要举行颁奖仪式。那一年，[[让·考克多]]第四次来到戛纳，可他不是评委，也不是参赛片导演，他来给这最后一部参赛的法国电影加油助阵，这部影片的导演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男主演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晚上，评委会宣布获奖名单，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最佳导演奖，现场的法国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得把小男孩抛向了空中。

这部电影就是《[[四百击]]》，导演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特吕弗]]，而那个被人们抛向空中的小男孩就是后来特吕弗“安东尼奥”系列中的男主角[[让-皮埃尔·雷奥]]。最佳导演奖并不是什么大奖，同年得戛纳电影节上，还有另一部法国参赛，最终没获奖，那就是[[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一年所有参赛电影的名字，只记住了《[[四百击]]》和《[[广岛之恋]]》。

许多年后，人们把1959年称为法国电影的复兴年，把《[[四百击]]》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称为“[[新浪潮]]”运动的重要标志，当戛纳把一个小光环套在[[特吕弗]]头上，法国新导演们却用它打开了一个世界，《四百击》的获奖是一起电影事件，成为“新浪潮叩开世界影坛的第401击”。之后，[[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洛尔]]、[[雅克·里维特]]等一代法国电影新人风起云涌，登上舞台。

特吕弗获奖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天才早就是活跃在法国电影批评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安德烈·巴赞]]的学生和养子，是[[夏布洛尔]]和[[戈达尔]]的好朋友，是[[让·考克多]]眼里的文化红人，1959年的《四百击》获奖多少是一种“众望所归”。

但特吕弗当之无愧，“[[新浪潮]]”运动如果没有获得这次强烈的鼓舞，也不会迅速在欧洲产生反响，并勾连了从二战之后到欧洲电影新时期的重要一笔。对于戛纳来说，《四百击》的奖给的不是特吕弗，而是青年电影人，是对电影激情的重新解释和命名，意味着对拥有才情与智慧的一代电影人的承认。特吕弗是戛纳历史上第一个凭借处女作得奖的人，也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从未接受专业电影教育，他是像“同电影恋爱”那样在电影院和电影馆泡大的迷影一代。后来他曾说：

“当我常常被问到，在我与电影的恋爱过程中，是何时产生想做导演或者影评人的愿望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只想离电影近一点，再近一点。”

当《四百击》中的安东尼奥徘徊与彷徨在家与学校之间时，也给喜欢电影的影迷们指出一条阳关大道，从此，无数青年敢于做着同一个梦：拍一部电影，到戛纳一鸣惊人！

1963年

1963年，英国人[[希区柯克]]带着一部美国悬念电影《[[群鸟]]》第四次来到戛纳，前三次，希区柯克的电影都参赛了，但相继无功而返。这个世界上被谈论得最多的悬念电影大师，一生也没有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任何奖。希区柯克不需要[[金棕榈]]，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就可以名扬世界，称为无需加冕的电影大师。多少年后，人们发现了[[希区柯克]]的秘密，在他的电影里有悬念，有金发美女，有体型健壮的男人，有每一次都不经意的自我亮相，更有一个隐蔽得非常深的天主教徒，他的全部电影都是“一场希区柯克的秀”。

1963年的希区柯克来戛纳不想得奖，他来是为一个“秀”。当年只有两部电影撑起了“非竞赛单元”，希区柯克的《群鸟》和意大利大师[[费里尼]]的名作《8½》，两个传奇人物，两部传奇电影，以“不竞赛”的姿态来到戛纳，这两部“不竞赛电影”引起的反响，反而远远超过了任何一部参赛片。

阳光明媚的早晨，希区柯克与女主演金发女郎[[苏珊娜·普莱切特]]在戛纳装修一新的标志性建筑：[[电影宫]]正门前，在数千记者和观众面前放飞了200只鸽子，然后，他还在沙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准备了世界上体积最小的“蜂鸟”，放在自己的手指上，鼓噪声势，引发记者们的好奇，导致大批记者和游客长时间围观。在戛纳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用如此“后现代”的手法宣传电影。结果，1963年的《群鸟》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成绩。

戛纳电影节自从1947年设立“非竞赛单元”以来，每年这个单元都似乎可有可无，1947年，1952年和1955年，都只有一部电影参加展映，显得定位不足，格外冷清。1959年，戛纳电影市场正式成立，试图以此来推动戛纳电影节的电影交易，给更多年轻的电影人提供商业机遇。但在组织策划方面，戛纳人也是一直不得法。1963年希区柯克的到来，启发了组委会：在那个“冷战”时代，萧条的经济环境和紧张的政治气息，娱乐工业迎来了春天，好莱坞电影、英美流行音乐在60年代一跃成为时尚主流，流行文化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战后一代”青年在空虚枯燥的生活中有了宣泄和精神寄托。

从1963年起，从希区柯克的秀开始，戛纳组委会精简参赛片，提高竞赛质量，同时拓展“非竞赛单元”，向世界展示最新的主流电影和商业电影。在参赛电影浓郁的学院风格和严肃主题氛围之外，戛纳也要制造人气和商机，上演美女加香槟的时尚，在豪华游艇上开彻夜狂欢的Party，和在电影宫门前搞花样百出的电影宣传活动。

“后希区柯克”的戛纳电影节，越来越多的影片要求参赛，也越来越多的影片要求“参展做秀”。

1968年

[[戈达尔]]穿着紧腿烫绒裤子，翘着二郎腿，平静地坐在1968年 5月13日戛纳电影节的一个临时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左边坐着[[特吕弗]]，[[特吕弗]]的左边坐着[[路易·马勒]]，[[路易·马勒]]背后站着垂头丧气的组委会主席[[勒·布莱]]。同一天，巴黎百万游行爆发，整个巴黎停水、停电，没有汽车，没有地铁，整个法兰西沉浸在革命浪潮中。新闻发布会上，[[路易·马勒]]带头，要求戛纳电影节全体罢工一天，支持巴黎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勒·布莱]]妥协了，但他的退让阻挡不了1968年 5月的法兰西的[[五月风暴]]。

每年戛纳的焦点都是评委会和参赛电影，而那一年，另两种对立力量：组委会和“捍卫法国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最终成为了戛纳主角。事情缘自于1968年2月，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撤了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办人[[亨利·朗格卢瓦]]的职务，而拥护电影馆和朗格卢瓦的青年电影人立即成立了“捍卫法国电影资料管委员会”，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国电影资料馆开始了“反马尔罗，捍卫资料馆”的示威游行，全世界的著名导演纷纷声援朗格卢瓦，[[特吕弗]]、[[戈达尔]]更是率领游行队伍冲击夏悠宫，致电法国政府，要求停止新任馆长的一切活动，矛头最终直指戴高乐。这就是贝尔托卢奇在新片《梦想者》中描述的”[[亨利·朗格卢瓦事件]]“，[[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向烽火一样燎动了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著名的“五月风暴”。

到了5月19日，戛纳电影节评委会成员多数已辞职，参赛片停演，电影宫外挤满了电影观众，大厅里面，戛纳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着。[[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评委辞职，[[特吕弗]]、[[戈达尔]]等人要求戛纳停止活动，声援运动，很多导演要求退出竞赛。这是一场进行了6个小时的僵持和对峙，每个人都在麦克风前向记者表态，事件的恶化使大厅场灯突然熄灭，观众涌了进来，片头曲突然响起，显然，[[勒·布莱]]和组委会为了避免意外而做了精心准备，力图把戛纳隔离在革命烽火之外。但“保馆派”的青年领袖却占领了卢米埃尔大厅的大幕，他们遮住银幕，强行组织观众观看影片。在黑暗中，人们听见了舞台上的争抢和骚乱，当记者的照相机一次次亮起时，我们看见了戛纳历史上的经典瞬间：特吕弗等人们被当场掀翻，我们没有看到拳头，却看见特吕弗大头朝下栽下舞台，他的一只脚架在了正倒下的[[戈达尔]]的肩头！

5月20日，第21届戛纳电影节发表官方声明：“昨天下午5点10分，法乌尔-勒·布莱先生，戛纳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官声明：由于4位评委的辞职，以及目前的状况，评委会宣布无法继续他们评判电影的工作，在确认了一些必要条件不能成功具备的前提下，电影节组委会决定竞赛单元被取消。”

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以捍卫电影的名义革了电影的命。当年的保守派勒-布莱没想到那令他职业生涯蒙羞的一幕，竟成为戛纳历史上最经典的一笔：人们爱电影，但更爱革命，更爱那场因革命而停办的电影节。这个传奇只属于戛纳，为了对电影的爱，人们放弃了荣誉，却赢得了历史。

1969年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一直延续到1969年，但不是继续扼杀戛纳，而是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单元。1969年 5月，戛纳电影节正常开幕，因“五月风暴”而建立了“导演双周单元”，该单元旨在“发现和展示发展中国家青年电影导演的最新成绩以及值得关注的电影现象”。但事实上，1969年的选片工作，进行得却并不那么体面，它甚至是在秘密地、以名哲保身的政治官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当时的人们没多少心情关心戛纳，世界范围的“左翼运动”和“青年造反”阴云弥漫，美苏“核武器”竞赛逐渐升级，几乎没人会再提起1969年的戛纳。

但是，1988年 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前苏联影评家、电影记者[[卡普拉洛夫]]照例前去戛纳采访。他当时的心情非常差，而且，他也感到有些“西方”记者的心情跟他一样差，他们用一些办法反复打探：为什么今年的竞赛片没有一部前苏联电影？8月，卡普拉洛夫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德烈·鲁伯廖夫悖论》，披露了1969年戛纳选片过程中的“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旗帜鲜明地对戛纳电影节存在的“政治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

原来，1969年，前苏联流亡电影诗人[[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摄数年的巨著《[[安德烈·鲁伯廖夫]]》也报名参加戛纳，这是世人皆知、翘首以盼的杰作，影片描述了俄罗斯著名画家安德烈·鲁伯廖夫的一生。戛纳选片的时候，卡普拉洛夫也在场，选片人在看过影片之后，拒绝了该片进入竞赛单元的要求，只能“允许”进入”非竞赛单元”，原因是依据“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这样，这部塔尔科夫斯基的巨著，竟然因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而无缘久负盛名的戛纳。但此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不公正的、带有政治痕迹的”历史误判“。

1969年，[[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没有来戛纳，他的缺席是对戛纳的一种抗议。但最终，国际影评人协会给《安德烈·鲁伯廖夫》这部伟大的影片颁发了“国际影评人大奖”。1983年，塔科夫斯基却来到了戛纳，他的《[[乡愁]]》被戛纳电影节授予了“电影创作特别大奖”，算是对他的一种历史性补偿。

卡普拉洛夫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1988年的戛纳，选片再次上演了“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前苏联有20部影片提出申请，而选片人只给一部影片发了通行证，而之后，这部影片也以“没能在电影节之前制作完成”为借口被无理拒绝。卡普拉洛夫问道：“到底电影节需要什么影片？……我们要等待的是那些至少具有智慧的眼光和创造的呼吸的影片，而不是这部影片来自哪一个国家，是谁在哪一个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它！”

今天，我们无法统计在“冷战期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多少部《安德烈·鲁伯廖夫》被潜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倾向遮住了光辉，可这一切已不可涂抹、不可更改。

1974年

70年代，戛纳已不仅仅是个电影节，金棕榈名声在世界上越传越大，戛纳也放开手脚，转变成为一个微缩的电影世界。两个星期放映的电影，包括相当于世界上任何一家电影院全年放映的所有类型。几个大型单元逐渐成熟，戛纳电影节变成世界电影的万花筒，在不同的光晕里闪烁出不同的色彩。

1974年的主色调无疑属于“情色”，大腿和屁股令其他电影变得黯然无光。那年参赛作品是历史上实力最差的一年，除了[[帕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之外都很平庸。相反，在组委会更加大胆甚至是冒险的刺激之下，“电影市场”破天荒搞起了“情色电影展”，戛纳五月的棕榈滩一下子成为三级女星搔首弄姿、卖弄色相的天然舞台，发行商和观众瞪圆了双眼站在了五彩缤纷的X电影海报前。

1960年代，伴随着好莱坞B级电影的迅猛发展，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色情电影”渐渐形成规模，在电视技术普及之前，色情电影具有极强的票房能力。1973年戛纳电影节时，两部美国“Hardcore”电影《绿门后面》和《那发生在好莱坞》前所未有的大胆与暴露使戛纳震惊不已。

1974年，法国B级大师[[马克斯·皮卡斯]]（Max Pecas）带来了他70年代早期拍摄的4部X电影来到戛纳卖场，迅速成为发行商关注的焦点。皮卡斯是鲜为人知的B级片导演，他的拍摄可分为三个时期：“侦探时期”、“色情时期”和“喜剧时期”，很多正统人士对皮卡斯嗤之以鼻，可皮卡斯拥有许多影迷，并尊奉他为“时尚的大师”。

同时，在导演双周单元，艺术电影也披挂上令人眼花缭乱性爱场面，英国记者马里·考利斯（Mary Corliss）回忆道：“今年的暴力题材没什么突破，而色情电影却非常有新意……我不怎么了解这些电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否有权公映，但影片中最火辣的场面无疑是专门给这些记者、演员和发行人放映的，我们似乎还要怀疑这些影片是否能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公映，因为他们与正宗色情电影同样刺激。”

之后，每年的戛纳电影院里都能听到做爱的沉吟与喘息，每年都能在昂贵的沙滩上看见一群摄影师围着赤身露体的色情片女郎不停地照相。1976年，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王国]]》以长时间真实的性爱场面出现在电影节放映，把欧洲七十年代的色情风暴推向高潮，1978年姊妹片《[[爱之亡灵]]》获得了当年最佳导演奖。从此，在戛纳见识到什么样的色情都是司空见惯的，在这个海岸，电影绝不分级！

到1978年，导演双周单元已经异常火爆，大有和竞赛单元平起平坐的趋势。这一年新主席Gilles Jacob上任。他马上采取措施，把几个非竞赛单元合并为一个新的一种关注（Un Certain Regard）单元以平衡导演双周。从此电影节上有三个单元进行，成为电影节中的电影节。

1989年

1989年 5月13日，戛纳电影节上传来消息，“电影与自由”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于下午13时在电影宫大会议室隆重举行。在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恰逢“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诞生200周年，在组委会及各国电影工会代表的提议下，由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负责主持召开了本次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由于东欧剧变前夜的欧洲政局动荡不安，很多电影人对电影制作与发行的国际形势非常担忧，继而“研讨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电影人的目光，并成为戛纳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研讨会，与会导演和电影人的阵容压过了前来戛纳的好莱坞名星的风头。

整个研讨会在激烈、祥和的气氛中持续了一个下午。会上，各国导演畅所欲言，就电影在全世界遭遇的不公正状况进行了热烈讨论。突尼斯著名电影艺术家[[努里·伯兹德]](Nouri Bouzid)发言说，“在突尼斯，电影的市场审查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国家审查，西方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发行的阻碍已经超过了本土的政治审查”，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吉里·门泽尔]](Jiri Menzel)发言说，“在我们国家，想谈论自由实在是太难了。”

与会代表通过讨论发现，目前，危害电影自由的，主要有两种力量，第一是经济霸权，第二是政治强权，这两种阻碍电影发展的权力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并相互渗透，愈演愈烈。最后，各国导演达成共识，号召全世界电影人联合起来，提高觉悟，相互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捍卫人权和电影自由，坚决发扬《人权宣言》的精神，为了人类和电影的未来而努力奋斗。会后，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电影人联合发表了“宣言”，宣言称：“‘人生来就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力……’这些存在200年的词句预示了电影的战斗。今天，在这个象征性的日子，为了电影和人权之间的特殊亲缘，为了纪念电影在捍卫表达的自由和抵抗威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100多位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汇聚于此，宣布他们的电影将服务于自由与人权。”

据当届评委会主席[[维姆·文德斯]]先生称，这次研讨会是对电影在争取人权和自由精神的一次伟大总结，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电影人应该充分发扬“研讨会”精神，不作承诺，不喊口号，用实际行动促进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

1997年

1997年，戛纳50年庆典。在5月18日的闭幕式上，组委会特别准备了一个50年大奖“[[棕榈的棕榈]]”，这是人人都渴望的荣誉，她属于瑞典人[[英格玛·伯格曼]]，戛纳电影节以此奖励伯格曼一生在电影创作方面的成就。

可英格玛-伯格曼没有参加颁奖晚会，他留在了那座自我放逐的费罗小岛。那天晚上，英格玛-伯格曼的女儿替她父亲来到了颁奖仪式现场，并当众宣读了父亲写给戛纳的一封短信，一封略显冷漠但诚恳地表示歉意的信：“我已经太老了，已不再拍电影，谢谢戛纳的这个奖，但他不属于我这样的老人。”大屏幕上放出一段短短的伯格曼在海边的录像，他面对大海，背对摄像机，仿佛陷入了许久的沉思。刹那间，卢米埃尔剧院大厅一片寂静，所有人以瞬间的沉默表达了对伯格曼的致敬。

因为荣誉而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师，又因为而大师头衔而失去了温暖真实的生活，人们试图把伯格曼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变成戛纳红地毯上瞬间的光华万丈，这并不是伯格曼想要的，没有人再敢对伯格曼谈论电影，他说，“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讨论剧本了，甚至在电影完成时也是这样。只有沉默。”这就是伯格曼送给戛纳、也是送给全世界的一个温柔劝告：我们热爱荣誉，更尊重带来荣誉的电影。

拍完《芬尼与亚历山大》之后，伯格曼宣布告别电影，并一直生活在从1976年起就居住的独孤的费罗岛上。他说他不再拍电影的理由是“我的电影不再能感动自己”，“我以前拍过的那些作品，好像是一个跟我关系很远的堂兄弟拍的。”伯格曼拒绝的不是戛纳的荣誉，而是自己承担荣誉的这个现实，即使，它是戛纳50年一次的“棕榈的棕榈”。

戛纳电影节并没有因为伯格曼的拒绝而收回这个奖，反而1998年在特别展映单元里，打破成规展映了伯格曼的电视片《面对小丑》，此片是伯格曼息影之后为瑞典电视台编导的电视节目录像，戛纳从未有过播放电视节目的先例，但这个先例可以再次献给伯格曼。

对从事电影行当的人来说，戛纳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是毕生难忘的经历。但那仅仅是个荣誉，伯格曼的沉默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人们，是智慧和激情令人们的双手触到荣誉的巅峰，而他们还将用更大的努力才能回报世界的封赏。

2000年

2000年 5月10日，法国人在戛纳电影宫前铺起了长长的红地毯，这一年与往年不同，那一年的红地毯格外长，格外宽，仿佛要直接通向新的世纪，这一年有24部影片参赛，有超过往年的贵宾将走在红地毯上，更多名人漫步在滨海大道，2000年的戛纳举行的不是电影节，是电影界跨越世纪的盛典。

显然，那年戛纳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竞争之激烈可以从最后入选竞赛单元的名单看出来，戛纳电影节历史性地迎来了12个国家的23部参赛片，而且几乎每个导演都是世界电影界出类拔萃的人物，美国[[科恩兄弟]]的《老兄你在哪？》，丹麦[[拉斯·冯·特里尔]]的《[[黑暗中的舞者]]》，[[迈克尔·哈内克]]的法语片《未知密码》，英国导演[[詹姆斯·埃弗里]]的《金杯》，法国[[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缘分的春天》，可是名单公布之后，最受瞩目的国家是中国，华语电影全面挺进戛纳，竞赛单元中的3部电影像是对华语电影10年的一次历史小结：内地有[[姜文]]的《鬼子来了》，香港有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台湾有杨德昌的《一一》，同时，李安的《卧虎藏龙》进入了展映单元。

2000年的戛纳是历史上参赛片质量较高的一年，许多优秀影片参赛参展，除了上述导演之外，还有[[罗伊·安德森]]《二楼传来的歌声》和法国导演[[阿诺·德斯帕欣]]的《伊斯特·康》，竞争十分激烈。到了5月21日，即将颁奖的下午，参加戛纳的几位华语纷纷接到了闭幕式邀请函，他们统共出现在戛纳最喧哗的颁奖仪式上，最终，他们几乎拿走了除[[金棕榈]]之外的所有重要奖项：姜文获得评委会大奖，梁朝伟获得最佳男演员，第一次参赛的杨德昌则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二个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华人。颁奖时，评委会主席就坐在舞台一角，他是个年轻的大胡子，他就是[[吕克·贝松]]。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是对华语电影的一次检阅，也是华语电影在戛纳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此后，更多华人新面孔出现在戛纳舞台。

影响

戛纳电影节对世界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影响十分广泛。几乎可以认为，戛纳电影节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都会将电影节作为向全世界推广的极佳契机。

这里也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戛纳电影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集电影市场为一身的电影节。这个1959年创立的电影市场，最初只是坐落在旧Palais屋顶的一间有二十个座位的小房间，现在位于面积七万平方英尺的Espace Riviera，每年吸引近万名参加者，代表来自70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个电影公司的5000部影片，仅在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影片就超过一千部，而且还有大量在拍摄中，甚至只是草创阶段的构思。电影市场成为世界电影人寻找资金，合作伙伴，和发行人的重要场所。它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超过那些红地毯和珠光宝气的电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