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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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描述 :
中文名 : 蔡楚生
出生年 : 1906年
出生日 : 1月12日
出生地 :上海
逝世 : 逝世
逝世年 : 1968年
逝世日 : 7月15日
逝世地 :北京
国家/地区 : 中国
职业1 : 导演
首字母 : C
条目星级 : ★★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1968年7月15日)中国电影编剧、导演。广东潮阳人,生于上海。

生平

蔡楚生读过4年私塾,后以各种旧报纸作为课本,刻苦自学。1925年,在汕头参加店员工会,组织进业白话剧社,担任戏剧演出的编剧、导演、演员,并试写文章和绘画。1926年,和进业剧社的同人协助[[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在汕头拍摄外景,与人合作编写了滑稽短片[[《呆运》]],这是其对电影最初的尝试。1929年到上海,曾在几家影片公司当[[临时演员]][[剧务]][[美工]][[宣传]]场记、置景、副导演编剧,学习电影艺术的各门知识。1929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郑正秋助理导演副导演,协助拍摄了[[《战地小同胞》]](1929)、[[《碎琴楼》]](1930)、[[《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6部影片。

1931年夏,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导演。先后创作了[[《南国之春》]](1932)和[[《粉红色的梦》]](1932)。这两部作品反映出浓厚的感伤情调,脱离了当时的严酷现实。受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批评。在此期间,蔡楚生与他人联合编导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国难》]](1932)。1933年,蔡楚生参加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导演了影片[[《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创作思想上的重大转变。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1935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导演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见彩图 《新女性》(1934,蔡楚生导演) 、 [[《迷途的羔羊》]](1936,蔡楚生导演) )和[[《王老五》]]等影片。同时,还创作了《飞花村》、《两毛钱》和《歌舞班》3个电影剧本。抗日战争爆发后,蔡楚生由上海到香港,团结一部分粤语电影工作者,积极筹划拍摄抗战影片,于1938年连续编写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两部粤语影片的剧本。后又编导了表现上海人民在沦陷区进行不屈斗争的影片《孤岛天堂》(1939)和歌颂香港工人热情支持抗战的影片[[《前程万里》]](194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参加[[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的创建,并任昆仑的编导。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同年冬,去香港,参加了推进华南电影的改进工作。1949年到北平,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了影片《南海潮》(只完成上集,1963)。影片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

从30年代到60年代,蔡楚生的电影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吸取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特点,影片的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引人入胜。同时,他善于运用对比、呼应的艺术手法,把贫与富、美与丑、善与恶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组接成有鲜明对照意义的镜头,使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以及细腻的细节刻画,又都使他的电影创作显出独特的风格。

蔡楚生除编导、拍摄影片、担任电影领导工作外,还发表过散文、杂文、电影理论、电影评论和回忆录文章多篇。其中,《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的一些看法》及《创作四题》等,阐述了他的实践体会和对电影艺术的精辟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言论

一个编剧导演人不仅仅是随便把一个故事搬上胶片就算完事,而他至少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独特的风格、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

蔡楚生谈创作

蔡楚生认真的研究过卓别林的影片后说:“我觉得他所以成功为一个一时无比的电影巨匠,是不仅仅他的作品的内容进步到若何程度,而他一贯所采取的,关于浅显而深入的新居形式,无疑地就给于他很大的帮助。我们试着把他的观众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知识阶层,他会从最高的理解力出发,去探求他每一部制作中所含育的最深一层的意义;第二种是小市民阶级,他会觉得他的每部制作都‘有点意思’,也很‘好玩’;第三种是低层社会的群众,就直觉地去接受他那最浅显的部分:同情或是哄笑。不管这分析是否对,但无论哪一阶层的观众都欢迎他的作品,却是没有疑义的。因此,我为着使我的作品容易和广大的群众接近,多少就采用他这种浅显而深入的喜剧手法——甚至是很夸张的喜剧手法。”——《会客室中》,《电影,戏剧》1936年第一卷第三期

参见

外部链接

  • 林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