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电影

后佛朗哥时期

西班牙电影

背景

1996年的夏天,菲利普·冈萨雷斯的社会劳工党在执政14年之后,被右翼的人民党赶下了台,新上任的文化部长 Cortes倨傲地声称:“过去十多年简直是西班牙电影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段时期。”虽然考虑到他新官上任的急切心情,但面对西班牙电影悠久的历史,他这番话实在过于激烈,于是他的下属——西班牙国家电影研究所的所长出来替他辩护,说部长的言论其实被误解了,应该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他针对的是整个文化现状,不应该脱离语境来理解。不管怎么说,新部长这番过激的论调无疑刺激了一大批西班牙影人,例如阿莫多瓦就反驳道,“这家伙真是荒谬、无礼到匪夷所思啊。”还有圈内人说人民党这下给我们送了一个刽子手来。

确实,把Cortes这番话放到八九十年代的背景下来看待,真是一言难尽。那段时期毕竟出现了票房出众的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由阿莫多瓦导演),还有赢下奥斯卡外语片奖的Starting Over和The Age of Beauty;还有许许多多的西班牙电影在国际上攻城掠地,打入了包括韩国和东南亚的市场。总的质量和制作水平应该说是在稳步提升的。考虑到该国电影工业的整体规模,西班牙电影的商业成绩已经足可自慰了。至于电影节奖项也没少拿,从柏林、戛纳、威尼斯到纽约和东京,到处可以见到西班牙影人一此次走到领奖台上。

似乎唯一可让部长大人作为论据的便是走入电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相比其他媒介娱乐形式,电影的吸引力在衰退。看数字吧,1994年,西班牙国产电影的观众人次下降到史上最低,为680万,占全部电影人次的7%。此外,同年的西班牙电影产业只拍摄了44部长片,而1991年是64部,1985年是76部,而1982年高达146,看来也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些显而易见的讯号被认为是过去社会劳工党政策的直接结果,可“归罪”于时任电影主管部门领导的Pilar Miro(1983-1985)。

回顾

西班牙电影界的所谓“Miro法令”,关键在于鼓励支持少部分重要的电影,帮助这些重点影片拍出更好的质量。其资助机制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提前向重点影片提供占预算五成以上的贷款,所以这一政策虽导致了一些确实质量精良、艺术性高的作品产生,但政府的这种引导,使得那些能拿到高额赞助的片子慢慢开始向某种预设的口味倾斜——意识形态保险,品位不高不低,具有一定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但娱乐性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于是在Miro法令庇护下的一批电影大都与观众的欣赏口味错开了(当然Mario Camus的两部片子例外)。到了1988年,当时的文化部长Jorge Semprun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修改此前的资助条件,以避免到头来财政上的窘境。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最后从票房回馈到国家的数目少得可怜,结果是 90年代初国家电影基金的破产。

1994年底,社会劳工党政府当时的文化部长Carmen Alborch,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贷款赞助方案,将其变为直接根据最后的票房收成来补助,一部片子票房越高,制作公司越能获得支持。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政策大转弯,当然也遭到了当时的反对党人民党的猛烈抨击,新政实质上全盘废除了Miro十年前的改革,现在的赞助前提变成了票房盈利能力,取代了由以前少数评审委员会成员把持的体制。电影补助金发放方式的变动以及金额削减深刻地改变了电影圈内的权力分配,以前是导演说了算——前提是和政府合作愉快,现在票房的重要性提高了,于是制片人接管了大权——因为他们与一部电影的经济风险更直接相关。西班牙的大牌制片人Andres Vicente Gomez就意识到政策改变后的市场压力将会对电影品质和文化品位产生负面冲击,但这种变动终归是有益的,也是及时的,因为使得西班牙电影生产回到了向公众靠拢的路上,而且必须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

虽然如上所述西班牙电影在1994年达到了谷底,但仍存在一些正面的因素,先不提那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座了,尤为值得一书的是,西班牙的传媒巨头PRISA集团(《国家报》等大型媒体的拥有者)成立了专事电影发行的分支机构 Sogepaq,还有制片部门Sogetel,并声称将在两三年内投资60亿比塞塔拍十五六部电影,还有西班牙的国家电视台RTVE也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要在4年内投资80亿比塞塔用于电影的制作发行,当然还有电影学院重建的消息(1971年的学生暴乱使得学校被弗朗哥政府关闭,随后是长达20多年的缺席,这一点经常受到西班牙电影人的批评抱怨)。此外政府同意在来年提供169亿比塞塔的资助,要求国产电影的份额必须提高到13%。所以,在灾难的 1994年之后,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二年西班牙电影该反弹了。

果真如此。1995年真是西班牙电影业奇迹频出的一年,尽管没有达到预期60 -70部长片的产量,但也有56部之多,平均预算达到2.47亿比塞塔,国产电影的观众人次也猛增250万,达到了930万,基本达到了10~11%的市场份额。部分原因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比如多厅影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马德里、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和拉科鲁纳的高档购物商城内,参与这方面投资的包括许多海外公司,比如华纳、索尼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一年出现了许多娱乐性强的作品,阿莫多瓦的The Flower of My Secret自不必说,还有Vicente Aranda的Turkish Passion,Imanol Uribe的Running Out of Time ,Montxo Armendariz的Stories from the Kronen等等。

新西班牙电影

接下来人民党在1996年3月的大选中获胜了,对电影的影响是政府的相关政策急速转向。在经过短暂几月的紊乱后,人民党在年终颁布了新的电影政策,首先延续了社会劳工党根据票房来资助的老方案,其次承诺继续资助新导演和优质影片,并提高了外国电影的配额,现在每放一部欧洲或西班牙电影可以放三部美国片,以前只能是两部,还有下调了一部电影被判定为西班牙片所需的参与比例下限,还有取消对电影票征的消费税(上届政府也有考虑),等等等等。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人民党是要放松对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的行政管制,从而逐步废除对电影的国家资助。这从欧洲单一货币进程和经济收敛背景,对于执政的人民党来说,考虑政府开支的赤字显然比维持奢昂的电影开销更为现实。

上述措施(部分是社会劳工党没有实现的设想)开启了西班牙电影从政府扶持下断奶的序幕。新的人民党政权等于是答应了跨国发行商和放映商要求对电影产业松绑的呼声。而取消管制会杀死西班牙本国电影产业吗?还是会让早已在世界电影之林中处于边缘的西班牙电影重获生机?可喜的是,西班牙电影人对于此种变化非常达观,在改革后的两三年,西班牙电影业在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以一点说明,官方期待 1996年的长片产量能达到80部,但事实上的数字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达到了96部之多,真是巨大的进步——当然,仅以产量而言。

管制放松使得跨国集团(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三星、华纳和UIP等)开始在西班牙大肆舒展被束缚已久的拳脚,但本土公司的表现并不逊色,PRISA旗下的 Sogetel还有Vicente Gomez的Iberoamericana都是行业的领跑者,阿莫多瓦的“欲望无限”(El Deseo)也是小公司中的佼佼者,加上其他一些知名导演自己的公司都开始加大力度扶持新人,比如Fernando Colomo帮助了Iciar Bollain、Azucena Rodriguez、Daniel Calparsoro和Mariano Barroso,Jose Luis Cuerda支持了Alejandro Amenabar。但还有一些小公司经不起市场的风浪,往往拍了一部片子就销声匿迹。

虽然 PRISA集团下的Sogepaq作了很大努力,但还有一半的西班牙电影发行被跨国公司掌握着。这正是苦乐参半,一方面而言,这使得本地制作在强有力的跨国发行集团运作下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渠道,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得不更多地与同一家发行公司手下的美国影片产生竞争,而对方往往是被发行商优先保护的,比如档期和宣传都比西班牙片更为得力。

再一点,西班牙的电视台(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都在电影制片和发行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参与制作和代理,他们的购买能力和代理担保都是非常有益的帮助。比如在1996年,Canal+电视台就放了约70部西班牙电影,这可以看出它不光是投资人,更重要的是扮演着影片发行出口的角色。

60年代随着西班牙新电影登上影坛的那一批老导演们依然活跃,比如Saura对歌舞的兴趣在延续,Victor Erice回来了,还有Juan Marse和Mario Camus都宝刀不老……90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导演、新演员、新编剧、新制片人乃至新的观众开始在90年代末发挥更大作用。新人的比例用数字来说明就是每年平均冒出13个导演拍出长片处女作,而这能占到当年度全部长片的约24%。是否这正意味着西班牙电影正进入前途未卜的一个新世纪呢?


  • 资料主要源于《Contemporary Spanish Cinema》,作者:Barry Jordan, Rikki Morgan,出版社:Tamosu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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