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 Tati

照片 :
中文名 : 雅克·塔蒂
英文名 : Jacques Tati
出生年 : 1907年
出生日 : 10月9日
出生地 : 法国巴黎Le Pecq
逝世 : 逝世
逝世年 : 1982年
逝世日 : 11月5日
逝世地 : 法国巴黎
国家/地区 : 法国
职业1 : 导演
职业2 : 演员
职业3 : 制片人
首字母 : T
条目星级 : ★★★★

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原名Jacques Tatischeff,1907年10月9日生于巴黎附近的城市Le Pecq,1982年11月5日于巴黎逝世,法国电影著名喜剧演员导演

身世与少年

塔蒂自述:我父亲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我希望他能更像Mon_Oncle里的叔叔。我父亲要离开了。他穿着军服来看我们。他没有权利脱下制服,除非游泳。他就站在那里,在海滩上,穿着蓝色的军服。就像一个猎场管理员一样看着我们。我总想起那个景象。现代生活就是为班上的高个子孩子设计的,而我则愿意捍卫其他的人(注:16岁的时候,塔蒂身高就达到1米92)。我的全部学历在一张邮票背面就可以写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你试图教会我一些东西。对于你曾如此耐心试图塞到我脑袋里的东西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的确记得你是一个和蔼文雅的老师。(摘自塔蒂写给他的老师的信)

[[1870年]],俄国驻法国的外交官Alexanderisky Tatischeff在巴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孩Rose-Anathalie Alinquant。1875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Georges-Emmanuel。不久以后,Alexanderisky Tatischeff骑马出行,却发现死在郊外,被断为事故。但是又不久,Georges-Emmanuel被人绑架去了莫斯科。Alinquant,一个巴黎著名的绘画装裱工的女儿,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没有崩溃,而是自学了俄文,偷偷前往莫斯科当了一个保姆。她终于找到了儿子被藏的地方,将自己7岁的儿子拐回了巴黎,并在巴黎郊外的Le Pecq定居下来。1907年Georges-Emmanuel有了一个儿子,叫做“Jacques Tatischeff”,就是后来的雅克·塔蒂。

小时候因为长得太高,每逢出殡,塔蒂都是前面举十字架的人。在下葬的时候,也站在墓穴边上,虽然他自己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吓得要哭。但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大孩子。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希望通过自己做来学习。有一次是学“I open the door”和“I close the door”。就是老师说英文,学生做动作。结果塔蒂打开门,走了出去,关上门,直接回家了。

塔蒂擅长舞蹈(得过奖)、网球(个子高占便宜)、骑马、橄榄球,但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绘画细胞。晚年他常到好友、著名漫画家Sempe处看Sempe工作,Sempe曾听见塔蒂在他身后嘟囔:“我希望我也能这样画画。”塔蒂被迫跟他外公学做画框。他记得一次他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自豪的画框,但是他外公让他把画框自己拆了,因为它太好了,画框注定是要让人注意里面的画,而不是画框本身。

塔蒂在军营里的一年时间,遇到了一个叫Lalouette的人,启发了他后来的角色Hulot,这个人是个理发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军队里和在外面是不同的。他叫长官永远是“Sir”,而不是上校之类的,当被纠正后,他会很虔诚的道歉“I’m sorry Sir”。他永远骑不好马,也丢三拉四的,而且从来都不脸红。这种愚蠢加天真反而让他显得无所畏惧,不可战胜。

塔蒂在30年代参加了Alfred Sauvy的橄榄球队,当时法国没有职业体育,橄榄球更是没人打,这个队里的成员全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如Sauvy就是个统计学家。那天他们全队15人去吃晚饭,中间屋子的灯灭了,大家困在一个小屋子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搞笑的哑剧影子戏,大家都被迷住了。那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塔蒂scheff突然变成了“Jacques 塔蒂”。

每次比赛完,塔蒂在更衣室里跑来跑去,模仿刚才比赛的全过程,模仿裁判,自己的队员,对方的队员,全队的人都来看。队长Sauvy的好友,剧作家Tristan Bernard说,“你知道,我真的看不出你应该继续做你的画框。”

正是在给他的朋友们表演的时候塔蒂发现了喜剧天赋。

音乐剧院时期

塔蒂自述: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观众,一个是狂热支持的(我的队友),另外一个是清楚仇视的(赞助商和餐馆员工)。我从来没有忘记后者冰冷的注视。后来,当我回想起那个场景,并把我放到他们的位置上,我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喜剧。

塔蒂在橄榄球队的生涯的终结是队长Sauvy为他写了剧本,由全队成员联合,制作了一出叫《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的戏,由塔蒂用哑剧耍尽各种体育运动,塔蒂随后进入演艺界。

塔蒂进入演艺界的时间正不好,大萧条刚刚触及法国。直到1935年,他才在米歇尔剧院(Théâtre Micheal)的表演中凭借哑剧《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一举成名。后来他加入了A.B.C演出,成为那个[[音乐剧院]](music-hall)的顶梁柱。他一方面借了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刚刚兴起,体育方面的艺术题材突然开始兴盛的光,一方面也借了法国哑剧在[[Etienne_Decroux]]等人的努力下的东山再起。他的脚步随后涉及欧洲各处,在柏林,他应邀在Scala和KadeKo演出,后者,没错,就是Fosse影片中的Cabaret。

塔蒂在哑剧上的对手是著名哑剧演员,[[Etienne_Decroux]]的学生Berrault。不过一次Berrault表演了一个骑马的哑剧后塔蒂大发雷霆,说骑马的想法是他的独家专利,Berrault是剽窃。这是塔蒂第一次试图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想欣赏Berrault和[[Etienne_Decroux]]师徒俩的绝技,看[[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的经典《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事实上导演[[卡内]]计划本片的时候发现Berrault很有可能因为有戏约不能出演,还跑去A.B.C看了塔蒂的演出。他认为塔蒂是可以做Berrault的替补,他的体形除了个子高些,跟影片男主人公,历史上的Deburau一脉相承。卡内觉得男主角如此重要,随便换成塔蒂未免过于冒险,在和[[制片主任]][[Fred_Orain]]讨论后,塔蒂让位了。不过[[Fred_Orain]]估计是记住了塔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制片主任]]当时已经当上了未占领区唯一一个电影公司的头。第二年他找塔蒂出演了一个小角色,以后更是和塔蒂合作,拍摄了塔蒂的成名作《[Jour de fete|节庆日]]》(Jour de fête,1949)。后来塔蒂和他的矛盾以及[[Fred_Orain]日益的位高权重,也让塔蒂被孤立出了主流电影界。

二战前夕,塔蒂应征入伍,停战后被遣返巴黎重操旧业。像很多人一样,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这段日子。关于战争,我们所知不多。只是一次记者在问塔蒂是否曾经参加过什么真正的自行车赛的时候,塔蒂仿佛有点走题的回答:“1940年我从Liege骑到了Perigueux,德国人在我屁股后面。那是场漂亮的表演,但是我想Anquetil或者Poulidor能骑得更快。”

事实上塔蒂重新开始[[音乐剧院]](music-hall)生涯,他起初表演的地点在[[Lido剧院]],那是个只有德国人才能去的地方,为此他遭人诟弊。后来他也去了其它地方,但是不像[[勒内·克雷蒙]](René Clément),[[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还有[[罗贝尔·布莱松]](Robert_Bresson),塔蒂在这几年里没有利用这段机会拍电影。1943年他还被叫去了柏林演出。10年后,塔蒂曾经想拍摄一部关于“占领下的柏林”的电影,因为当时柏林城的人都被征兵征走了,所有的厨子,裁缝、表演的全是法国人,塔蒂就好像到了法国人的圈子,戏称“占领柏林”,他在那里遇到了[[Henri_Manquet]],成为一生好友。

战后[[Fred_Orain]]和塔蒂开始合作,成立了[[Cady_Film]],据说是取Orain的狗的名字。他们同意从喜剧短片开始,塔蒂构思了《邮差学校]》(L’Ecole des facteurs),塔蒂想到了曾经合作拍摄《http://www.imdb.com/title/tt0028275/ 小心左边》(Soigne ton gauche)的[[勒内·克雷蒙]]。《http://www.imdb.com/title/tt0028275/ 小心左边》是克雷蒙的导演处女作,他之前曾在塔蒂的另一部作品《http://www.imdb.com/title/tt0025592/ 人们需要坏蛋》(On demande une brute)里给导演[[查尔·巴罗瓦]]做过助理。其实[[30年代]]法国试图振兴喜剧,象[[Robert_Bresson]]这样的人也是从喜剧找到活做的。但克雷蒙太忙,塔蒂就自己导演了第一部影片:喜剧[[短片]《邮差学校》。

邮差弗朗索瓦

《邮差学校》1947年

邮差学校]》几乎是塔蒂早年表演的一个总结,影片只有18分钟,讲述了邮差学校里,一些见习邮差学习骑自行车的故事,塔蒂扮演的邮差叫“Francois”,这是他在[[Hulot]]之前最重要的喜剧角色,这是一个身穿邮局服装、戴邮差布帽的人物,喜欢多管闲事,不愿以上课,骑自行车像飞,后来,塔蒂把这个人物在《[http://www.imdb.com/title/tt0040497/ Jour de Fete》中发展起来。

Jour de Fete(1949)

塔蒂自述:说真的,就算我把自己的影片拍成黑白的,我也总是在彩色中考虑它们的。我曾设想自己或许能找到一个黑暗的小村庄的广场,我已经决定居民们都穿黑色,就像过礼拜日,这样所有的颜色就几乎消失了。另外在我心里,人们带着自己的家伙来到露天广场,突然间广场充满了颜色。颜色是在他们打开大拖斗(baskets)――那些装着摸彩的东西和旋转木马的拖斗――的时候出现的。于是‘节日’就从这颜色里得到了它的重要意义。节日一结束,拖斗又打开了,颜色回到了马车里。狂欢节的卡车继续开动,将村庄的颜色带走,让它处于黑色和白色中,外带一点褐色。

为这部影片,[[Fred_Orain]]将自己的乡间别墅给抵押了200万法郎。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全国的技术委员会(conseil superieus technique?)的头,在他的牵线下,《节庆日》计划拍成法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使用法国自己研制的[[Thomson_Color]]技术,也算是对抗美国技术的爱国心吧,和片子里的调子一脉相承。Thomson投资了大量的钱在[[百代]]的实验室旁边专门设厂。可惜片子没拍一半,Thomson已经打了退堂鼓,放弃了彩色计划。塔蒂虽然不知情,好在他一直坚持一台彩色摄影机一台黑白摄影机双机同步拍摄,虽然这让工作量加倍,所有戏都重演一次,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之后塔蒂像对待自己其它影片一样,反复重新处理自己的老片,除了重新制作的[[音轨]](原始[[音轨]]丢了),还做过手上色的版本,另外还重新拍摄了部分[[段落]],加入了一个新[[角色]]。真正根据原是彩色底片制作的彩色修复版本是由他女儿在1995年主持下完成的,2000年[[戛纳电影节]]隆重推出。

影片的投资一直不到位,塔蒂不得不停了工资,用以后的提成作为抵押。后来钱来了,他又忙不迭的从每个人手里把提成买回来。结果影片火了以后很多人就对此举动耿耿于怀。

影片中的村庄名字叫Follainville,其中fol在法语中疯狂的意思,ville则是村庄的意思。

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在电影里露了脸,或许是塔蒂和村子里的人一直关系很好的原因。这个村庄是1943年塔蒂从德国逃回法国后居住过的小村庄。因为村长不愿意演出,塔蒂就让自己原来的房东演了村长。另外没有上银幕的是村子里的那些邮递员,他们骑的自行车还是世纪之初的款式。但是他们愉快的放了一张塔蒂的照片在他们办公室,称他为荣誉邮递员。

事实上塔蒂一直对老的器械有迷恋。在《Jour de Fete]》里,他骑的自行车是1911年的款式。在后来[[Hulot]]的第一次亮相里,他开的Amilcar汽车是1924年款。在Playtime里,公车是[[30年代]]设计的,在Trafic里,[[Hulot]]则和一辆[[1955年]的老爷卡车做斗争。

塔蒂对颜色有一整套理论,多年之后他曾经为了证明自己做了一个小实验。他向一些经常坐飞机旅游的朋友询问Orly机场候机楼的座椅的颜色,结果得到的答案大相径庭。塔蒂的结论是,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颜色,除非某个对他特别有意义的事件或者对象。我们的记忆通常都是无色的,我们只能记住重要的颜色。塔蒂认为装饰性的颜色是不真实的,他也只在影片最重要的地方加入颜色。

影片在1947年完成,这部才相当于5万美元投资的低成本作品找不到买主。其间,塔蒂当然重操旧业演哑剧。沮丧之余,塔蒂写了一个剧本:一个世界闻名的魔术师老年失意,只能以取悦乡下的农民度日,只有一个小女孩相信他的魔术都是真的。于是这个魔术师努力起来重振旗鼓,回到了“大城市”。一同而来的小女孩遇到了一个年青人。年青人让女孩相信魔术师的一切都不过是魔术,最后女孩和年青人走了。魔术师在赶他的火车时发现他用来变戏法的手提箱不见了。

1948年Jour de Fete]》卖出南美4国的版权,设法收回一半投资,塔蒂用这笔钱重新配了一个准英文版,1949年在英国上映受到欢迎,随后才在法国上映,开创了塔蒂惯常的“出口转内销”模式。评论口碑一般,在肯定塔蒂的哑剧天才同时,普遍对他的导演水平、[[台词]水平、叙事结构等等表示了置疑。

塔蒂平时喜欢逛酒吧和夜总会,在那里他会认识一些有创造力的表演者、技师人员等等。他的哑剧生涯让他认识了大量中产阶级的人物,他在酒吧里的时候让他认识了诸如玛格丽特·杜拉斯这样还没出名的人,他还通过他父母,妻子,朋友再认识了一圈作家、实业家、医生等等。唯一例外的是塔蒂永远与电影界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于洛叔叔

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1953)

塔蒂自述:我想展示假日生活的一页。要准确的描述我的角色的起源的话,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名字的选用是经过我住的那个街区的管理者的完全同意的,而他的名字也叫Hulot。

Hulot拥有一个结实小伙子的身体;他的举止跟生活在巴黎或者外省的任何人都差不多。举例说在墓地里的那个场景,落叶做成的花圈。

Hulot只是想拿出他汽车的轮胎,他什么都没有做,树叶粘在上面,它成了一个花圈。如果这是[[查理·卓别林]]来处理,他会刻意的把树叶粘在轮胎上,试图将它变成一个花圈,这样就能体面的离开墓地。Hulot没有离开,他留了下来直到结束,还和每个人握手。

1956年,塔蒂接受《费加罗报》(Figaro)报采访时,谈过放弃邮差Francois而创作Hulot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弗朗索瓦的故事跟邮差这个职业关系太密切了”,剧本不好写,第二,这个人物“太法国化”,不能满足他对“现代喜剧的发现”。

这部影片的瑞典译名叫做:《节日的败兴者》(Holiday Spoiler),就像想理解《[[游戏规则]]》里狩猎一场戏的另一层涵义,需要了解法国人对猎兔季节的迷恋一样,想了解[[Hulot]]的假期就必须明了法国人对假期的迷恋,这个,连向来沉稳的《世界报》报都用”假日恐慌“(holiday panic)来形容。

1951年夏天,塔蒂和艺术指导[[Henry_Lagrange]]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各个海滩巡视,寻找合适的外景地。[[Henry_Lagrange]]一路对见到的海滩做记录,到塔蒂最终选中[[Saint-Marc-sur-mer]]的海滩后,他已经胸有成竹地拿出一整套各种各样的设计图纸了。

影片原来的结尾在最后被剪掉了。原来的结尾是这样的:最后大家各自离开,坐在火车上的一批人开始互相交流假日里拍的照片,“在每张照片里Pierre都是静止的,带着标准的笑容。[[Hulot]]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Hulot]]永远在运动中,所以总是有只胳膊或者一条腿在画框外。最后一张是[[Hulot]]单独的照片,他鼻子上有一块创可贴。”

事实上这个结尾完全没有表现出最后一场烟火戏的危险程度,塔蒂多处受伤,颇具惨象。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塔蒂用了真正的枪炮声来为这一段配音的部分原因吧。

塔蒂的传记作者[[Marc_Dondey]]曾指出,塔蒂的条纹袜子是从[[Buster_Keaton]]在《Parlor]》(1931)和《http://www.imdb.com/title/tt0022254/ Bedroom and Bath》(1931)里的扮相学来的。不过更多的人则关于把塔蒂跟[[查理·卓别林]]的对比:[[查理·卓别林]]的流浪汉[[Charlot]]裤子肥大,[[Hulot]]则裤子短小,裤脚总是短3分。[[Charlot]]戴礼帽,[[Hulot]]则是软帽。[[Charlot]]有个拄地的拐杖,[[Hulot]]有把撑天的雨伞。[[Charlot]]总是后仰的走路,[[Hulot]]则走路前倾。不知是否塔蒂刻意为之。塔蒂在1971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Charlot]][[Hulot]]的区别在于,[[Charlot]]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明星]][[Hulot]]非但不是,连演员都不算。塔蒂说他创造这个角色只是想要找一个“简单诚实但又有一点失控的”角色。法国影评家、《电影手册》主编[[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曾说:卓别林的[[夏洛特]]喜剧是一种“跌倒的喜剧”,人物在大屏幕上不断摔跤,跌倒,追逐,戏打,强烈的肢体语言指挥连绵起伏的笑声节奏;而塔蒂的[[Hulot]喜剧则是一种“跌不倒的喜剧”,Hulot先生穿着宽下摆的上衣,细脚零丁的瘦腿裤子,提着雨伞,在迷宫一般的城市和建筑里穿行,在街道和乡间摇摇摆摆,他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像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晃,以此创造可笑。

塔蒂拍完Jour de fete后,1948年回到[[Music-Hall]],在瑞典演出的时候遇到的乒乓球冠军Bengt Grive,成为好友。Grive把他的乒乓球技术曾经改成幽默的舞台表演,这或许也启发了塔蒂。

在影片中,扮演老去接电话的商人的确是个商人,他是女主角的老公,因为[[女主角]]不想离开老公太久,塔蒂索性把他一同签下,让他演自己。其他演员也都不是真正的[[职业演员]],他们有不少塔蒂在舞台上找来的,还有[[业余演员]]。很多都只演了这一部戏。

塔蒂喜欢[[业余演员]],他觉得[[职业演员]]永远模仿不出[[业余演员]]模仿真实生活中的自己时的感觉。他在指导[[业余演员]]时候,会让他们学习如何表现自己。在他很喜欢的[[排练]]过程中,他会模仿演员们自己的某种特殊的步伐或者姿势,然后让他们再来模仿他的对他们自己的模仿。

塔蒂一向喜欢从实际工作里成长起来的电影人,但是当时法国电影工业强制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从[[电影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Marcel_L’Herbier]]1944年建立的电影学院IDHEC的第一批学生,但是最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塔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影片成功后,很多来Saint-Marc-sur-mer海滩游玩的人都提出要住[[Hulot]]当年住过的房间。老实的旅店主人不得不一次次的告诉大家[[Hulot]]在影片里住的房间其实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天窗而已。类似的,影片中为了不打乱原来旅店的正常生意,塔蒂则在旅店的旁边一侧造了一个假门来拍戏。

影片原配乐是塔蒂在酒吧里遇到的[[Alain_Romains]]写的精彩的钢琴曲,不过如果大家能听到的要么是塔蒂在1961年重新录制的版本,要么就是1978年的再次修订版。

1953年,塔蒂应邀访问美国,在NBC表演他的成名哑剧《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电视制片人说,“太长了,塔蒂先生,你必须减掉22秒钟。”塔蒂回答说“它该是多长就多长,我一秒都不剪。”最后当然以塔蒂的胜出结束。

1953年[[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于洛叔叔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上映大受好评,但是塔蒂和制片人Orain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提成的问题最终需要在法庭上解决。塔蒂决定完全独立,但是新片的投资有了大挫折。和Orain迟迟不解的纠纷让塔蒂无法拿到自己的那笔收入,而因为得罪了Orain,其他投资商也不敢贸然给他钱。塔蒂开始和法国电影界隔绝。

塔蒂开始筹划自己的帝国。他计划用[[Hulot]]的形象制作一系列的产品。他请[[Jean-Claude_Carriere]]写了以《[[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于洛叔叔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为蓝本的小说,后来Carriere还写了《[[我的叔叔]]》(Mon_Oncle)的小说。这是年轻的小说家和编剧的第一个委约作品。Pierre Etaix,一位仰慕塔蒂的年青人,则为小说画了插图。

但是随后的两件事情让塔蒂大受打击。存放《[[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于洛叔叔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的全部底片和备份的Éclair实验室,曾经征询塔蒂意见,当时[[制片公司]]导演的关系普遍紧张,塔蒂也就没有回答,Éclair于是销毁了全部底片。塔蒂追悔莫及。然后1955年,塔蒂在开车时发生车祸,与大轿车相撞,左臂两处骨折,膝盖骨折,打石膏住医院超过半年。结果塔蒂的左手永远没能恢复原来的灵活,他甚至将手表移到右手,左手放上装饰性手链。这半年间,塔蒂迅速衰老,已经无法做出当年游刃有余的高难度动作喜剧,头发也开始变白,整个喜剧风格开始转变。

1957年[[费里尼]]邀请塔蒂出演《唐吉诃德》(Don Quixote)的主角,塔蒂欣然同意:“我接受了[[费里尼]]的邀请,因为我喜欢他做的全部,因为他在试图保持他的独立上面的巨大问题,因为他要我帮助他。”[[Federico_Fellini]]在自己的访谈里也提到此事,可惜最后搁浅。

[[特吕弗]]则在他的影片《床第风云]》(Domicile conjugal,1970)里让塔蒂电影里的常用替身[[Jacques Cottin]演了一个小角色。

除了[[Federico_Fellini]]这样的人邀请,塔蒂也受到无数商业邀请,拍摄各种各样的[[Hulot]]续集,都被塔蒂拒绝了。[[Hulot]]的模仿者也开始出现。塔蒂还拒绝了大量广告邀请。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他对商业广告和电视都是不屑一顾的,直到晚年为了还债,才开始拍摄广告挣钱。他曾经为一家银行拍摄,片子里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后来的ATM取款机式的东西,不过最后银行拒绝播放。他还给Danone拍摄了一系列的酸奶广告,据说一改塔蒂以往电影与性绝缘的风格,充满了讽刺。

Mon_Oncle(1959)

塔蒂自述:使用[[画面]][[声音]][[音乐]]来讲故事会更好。[[Mon_Oncle]]几乎就是个默片

从一开始我试图做的就是为我的喜剧人物增加更多的真实。我可以在片子里给[[Hulot]]多一些喜剧段落,但是相反的,就拿[[Mon_Oncle]]来说,我试图把他安排到和,比如说Arpel先生,一样的水平上。

我害怕过于强烈的色点会将观众的注意力从设计的笑料或者幽默的细节处吸引走…以至于我把棕色店面的小咖啡屋重新粉刷成了灰色。

只有在Hulot的姐夫、妹夫的别墅里发生的段落,还有在工厂里发生的段落里[[色调]]才、稍微、亮一点点。

约莫四十个技术人员不得不耐心的等待一条狗屈尊在一个电灯杆子下释放自己这一事实让我感到了巨大的财政上的责任。在《[[Mon_Oncle]]》里我需要7到8条狗。我去动物收容所找来的。它们不是受过训练的狗,它们不是马戏团的狗,会站在那里随时等候主人的命令。拍摄过程中我一直照看它们,它们非常普通。

影片拍摄完了我们不得不打发掉它们。于是制片人说:“我们就把它们放回到收容所里好了。”我回答说:“凭良心说吧,这是不可能的啊。我已经和这些狗建立感情了,它们也和我们所有人都有感情了。”每天早上它们都来,向录音师打招呼,向总摄影师打招呼。每个人都认识它们。它们跟我们在一起也很快乐。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在报纸上(注:是《[[费加罗]]》报)登广告的想法,就写曾经出演了《Mon_Oncle》的狗明星――我用了“明星”这个词,因为它们已经成了电影艺术家――现在在找愿意收养它们的人。反响真是异乎寻常:我们收到了那么多的请求。有些女人愿意做任何事,就是为了要其中的一条狗。它们落户到了巴黎各个角落。其中一只在很别致的Avenue du Bois安了家。它是一只很有风度的狗。另外一只在郊外的Asniere和一个退休的小个子呆在了一起。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部影片里我做了我所想做的所有事情。如果你不喜欢它,我是唯一应当被指责的人。

塔蒂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Spectra来制作和发行《我的叔叔于洛》(Mon_Oncle)。

Un oncle d’Amérique(an American uncle)在法文里是一个专有词组,指“天上掉下来的出手阔绰的亲戚”。“Mon_Oncle”,可以看成是对此词组的一个反用,[[Hulot]]是”a French uncle”。

《我的叔叔于洛》原来设想的结尾是Arpel先生和儿子送走了Hulot后,Arpel感到他的儿子需要他。他开始看他儿子游戏。终于有一天,Arpel先生在儿子的要求下弹了一首曲子,是Hulot当初弹过的(影片原来也设定Hulot会弹琴,还弹的很幽默)。Arpel和Hulot合而为一了。

Arpel先生的别墅是对战后现代建筑的讽刺,但是灵感则来自于更早期[[20年代]]左右的建筑,按照设计师Lagrange的话,“我拿剪刀和浆糊用建筑评论上的插图做了一个拼贴。我从这里那一点,那里拿一点――舷窗式的窗户,愚蠢的凉棚,让那么一小块地显得大一些的曲曲弯弯的花园路…这是一个建筑的大杂烩。”“当年轻的建筑师们试图变得前卫的时候,(他们)犯了他们爷爷辈犯过的错误。”

反讽的是,影片一上映,就有人要求建筑师一摸一样的为自己建造一个Arpel风格的房子。这房子现在还有人住着呢。

在停车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主动帮助Arpel先生停他那辆超宽的豪华车。这位老先生叫Georges Bazot,是有半个世纪戏龄的老马戏团明星,在塔蒂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开始表演了。塔蒂专门请他出山客串一把,是塔蒂对马戏演员的一贯敬意。除此之外,他还主动为[[30年代]]的著名马戏明星Andre Begaud出了10年的疗养费。

演扫大街的是[[set_photographer]]Andre Dino。塔蒂反复跟他示范哑剧的艺术。必须每一次都让扫的动作在没开始前就被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给搅和了,比如一个行人,一条狗,一片不按常理飞的树叶…这种哑剧不是靠一次产生效果,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

塔蒂对真实的要求极其苛刻。拍摄小贩卖蔬菜一段,Etaix每天都要买来新鲜的蔬菜放在车上。因为塔蒂觉得塑料蔬菜不够真实。

影片中所有的自动装置几乎都是手动的,比如那些厨房设备,都是身体苗条的Etaix藏在后面的夹层里在操纵。自动控制的车库也是有人在后面手动控制的。塔蒂把他的手下吆喝的团团转。他的一个老手下曾说恨不得要把塔蒂剥了捆在柱子上在倒上屎。

在这部影片后,塔蒂的左右手之一Etaix离开了Spectra,追求个人发展。塔蒂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两人再也没有说过话。塔蒂还曾写过文章指责Etaix的新片是剽窃他的点子。

塔蒂为这部影片特意做了一个英文版本,在英文版本里,不仅所有的对白重新配过,所有有法文招牌的镜头也换成英文重新拍过。影片[[封镜]]后,足足花了一年,[[后期]]才宣告完成。

[[Jean-Claude_Carriere]]回忆跟塔蒂去他的录音棚,“吃惊的看着他在砸玻璃,一块接着一块,几个小时的砸,表情严肃,试图寻找最合适的声音。”

《我的叔叔于洛》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当[[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问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的时候,塔蒂提出希望能去[[Mack_Sennett]][[Buster_Keaton]][[Stan_Laurel]]现在住的地方拜访。当他见到[[Mack_Sennett]]的时候,[[Mack_Sennett]]问他为什么要学英文:“当你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我能理解你更多。”

[[华纳]]提出投资塔蒂拍摄一部叫做《Mr Hulot Goes West》的影片,[[索菲娅·罗兰]]可以主演。塔蒂回答说“不,先生,Mr 塔蒂 Goes East!”在冷战时代,塔蒂这句含糊的回答,彻底断了好莱坞对他投资的希望。

Cours du soir (1967)

塔蒂自述:我意识到,就纯粹的喜剧效果来讲,没有一个小丑,没有一部想象上的滑稽电影,能够比上一队刚刚招募的新丁的第一次马术课。面对如此困难的任务,年轻的士兵们的第一反应是想他们是否应该无视教官的方法并发明他们觉得更适合自己的方法,他们会试图更容易的骑上马。于是他们看上去就好像在爬一堵墙,结果是往往达不到目的。马匹会立刻明白它们可以做它们想做的…于是它们在马场晃悠,互相点头致意,如果高兴还互相打响鼻。这些马已经不是被人们驯服的家伙,它们就好像一个上层骑马聚会上的客人。

Playtime(1967)

塔蒂自述:塔蒂在1957年曾说,他的梦想是“拍一部没有Hulot这个角色的电影,里面都是我看到的人,我观察到的人,我在街上路过的人。向他们证明,在每件事,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之外,有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滑稽效果属于每个人。”

1959年,塔蒂写道:我想到了一个真的很好主题,并在它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很好的场景。我自己想:“现在我要真的认真点了。”但是突然的,我看着这个写的很好的剧本,我感到了衰老:为了让我重生,我改变了主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一种完全没有结构的东西。我喜欢这样,这让我高兴。

Playtime是巨大的飞跃,大银幕。我把自己放到了起跑线上,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会有什么安全网。

(我们的角色)是让观众笑,并要表明,不管是什么建筑,不管一个镇子和另一个有多么相象,法国精神永存!

Playtime的主旨可以作如下概括:在一个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被引向提高工作条件和基础设施,但是依然有一块留给个人的空间,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是法国人所特有的,他们能把任何可用的东西按照他们的需要和天性来改造……

Playtime是个很长的故事。我们起先想在一个真实场景里拍摄,但只花了一个星期拍摄,我们就注意到想要在Orly机场或者在杂货店或超市的收银处停住熙熙攘攘的人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或多或少的被迫建造一个全新的场景。我创造的。它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建造,它也非常费钱――或许我等上5到6年后直接到La Defense去拍就能做得更好,实际上在那里他们又重建了Playtime的景象!(注:La Defense大约在1965年开始建设,到[[1970]]年后才建成。他的建筑师Emile Alliaud可能直接受了Playtime的影响,比如整个街区的房子外侧都用了玻璃,就像Playtime里一样整个巴黎的壮观景象都收在了玻璃上。)

很大程度上Playtime是一部给技术人员(technicians)的影片。当关于影片的预算问题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回答说这个看上去很大的场景――它一点也不像Ben Hur――花的钱不比请Sophia Loren小姐更贵。因此影片里没有明星,或者说场景就是明星,至少在影片的开始部分。

于是我选择了好的建筑,有着摩登的外表但是也是高质量的,因为批评现代建筑不是我的事。每个建筑都可以移动,非常方便(注:可以在Cours du soir(1967)的结尾看到这些“房子”如何被推来推去)。我真希望能看到它们被保留下来――算是为了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但是它们被夷为平地了。连块砖头都没留下来。

我可以为影片取名叫做le temps des loisirs但是我更欣赏Playtime。在巴黎我们所拥有的现代风格的生活里,使用英文单词来为某些商品做宣传被认为是很时髦的:汽车停在“停车场(parkings)”,家庭主妇去“超市(supermarket)”购物,还有“杂货店(drugstore)”,到了晚上在“夜总会(night-club)”里有“加冰的(on the rocks)”酒卖,午饭可以吃“快餐(snack)”,如果你忙的不可开交的话你就会“赶快(quick)”吃完它。我在法语里找不到一个名字。我经常被因为我影片的对白而被指责。在Playtime里我把对白放到了声音里(within the sound)。你在会场或者车站,或者机场听到的,就是句子的碎片。突然你听到这一个女人对她的男朋友说,“但是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基本上,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告诉她,但是你知道他没有告诉她。

我也因为使用70毫米胶片而被指责,因为通常使用70毫米胶片都被认为是自我炫耀。答案非常简单:我不会去问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他会选择一整张画布去绘画。如果我是用超8拍,我会拍一面窗户。如果用16毫米,我会拍4面窗。如果用35毫米,我们拍一打的窗户。而用70毫米我会拍下Orly机场的整个正门。

我喜欢[[宽银幕]]电影,并非是那些骑兵队,枪战,人群等等,这装置让我感到非凡的是它可以让观众对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掉了哪怕是一根针都会有更完整的体验。

在70毫米里我可以向人们展示一个现代建筑是什么样的。就像在某些绘画里,场景在Playtime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并非场景本身是主导性的因素,而是如何使用它们。

Playtime的整个开始段落,我知道人们按照建筑师指定的路线走。每个人都按照舞台上正确的角度运作,人们感觉就像深陷其中。如果Hulot先生来到一个小商店,比如一个裁缝店,他的雨伞掉了,裁缝会对他说:“对不起,先生。你把你的雨伞弄掉了。――啊,对不起。”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但是因为场景很大,如果你在Orly机场的大厅里掉了你的雨伞,那就立马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被大楼的开发商和建筑师事先计算好和决定好的,所以在Orly机场雨伞就根本不应该掉。

而恰恰师因为雨伞在Orly机场掉在地上的咔嗒声,你会有做出了一个危险动作的负罪感。建筑师或许会在场,说他的台词“先生,当初我们设计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设想你会弄掉你的雨伞。”

此外,人们在机场购买一瓶便宜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类事情。有时瓶子包得不好就会这样,梆,威士忌瓶子在大厅里爆炸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人们因为打碎一个瓶子而如此紧张过。恰恰相反,如果你是在一个小酒吧里,人们会跟你说“别担心,先生;Robert,你能不能拿把刷子迅速扫一下?”这样的话错误被纠正了,没有什么巨大的戏剧效果。在现代建筑里,有一种试图让打字员坐得笔直的企图,而每个人都显得很严肃。每个拿着个公文包走来走去的人看上去都显得见多识广。在影片的第一部分占主导的是建筑。

然后一点一点的,温情,接触,友谊,个性这些我试图捍卫的开始取代这些国际化的装饰。就是这时候霓虹灯广告开始出现,事物开始飞旋,进而到舞蹈,直到最后终结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旋转木马上。在影片结尾已经不存在正确的角度了。人们最后就完全像他们在Place du Tertre(小丘广场)那样。尽管如此,我觉得有必要记住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拿着螺丝刀的人被找来。我在这部电影里所承载的就是捍卫这个带着他小小的螺丝刀的人。

肆意批评建筑并非我的职业。我在那里是为了捍卫某个人和他自身的个性,去发现对人的尊重,对Robert先生这样不过是修修东西的人的尊重。我们需要他――他这个手里拿着个螺丝刀的人真的非常重要。正因为此,我想你才有权利按照你想的去做自己的头发。在Playtime里我捍卫不起眼的角色。我肯定的知道我喜欢和这些简单的人在一起生活,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就是简单的,我对于成为St Germain-en-Laye(注:塔蒂长大的地方就在St Germain-en-Lay的Le Pecq。)最富有的尸体没有丝毫野心!O.K. 或许你会说“你的表演非常糟糕…”恩,我对此一无所知。当然,的确有错误,我称它们为我的拼写错误,但是如果我不得不再拍一部像Playtime这样的影片,我会一摸一样的再做一遍。我所试图做的是观众未曾期待的,因为观众总是为艺术家贴上标签,并说“这是一个滑稽的家伙,他会逗我们笑的。”但是在Playtime里,是恰恰相反的,它是一封请柬:“看看你自己,你会发现有很多滑稽的事情在发生。我想与其说Playtime是为银幕拍的,不如说是为眼睛拍的。”

塔蒂为外景在欧洲找了很多地方,比如福特公司在德国的车厂,斯德哥尔摩的飞机场。他后来意识到不可能有这些地方会停下来让你拍上一年戏。摄影师[[Jean_Badal]]说:如果你想拍反射在摩天大楼玻璃上的云彩飘来飘去,你必须拥有它。

Lagrange向塔蒂建议,既然法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大量的新式建筑在出现,建筑商不停的开发新的房地产资源,为什么不开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建一个真的钢筋水泥的建筑,拍完了电影以后再把它卖了:“与其造假,塔蒂可以建一个真的外景,价钱是一样的。”

塔蒂接受了建议,但是他可能有点贪心,他不想建造以后可以卖掉的公寓楼,而是想建一个电影城塔蒂ville。他想以后还能拍电影。但是他错了。他的外景地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短命的,因为政府拨给他的废地处于城区外环和郊区的接口处。在不久以后,为解决老城的交通问题,在Paul Delouvrier和总理Georges Pompidou的建议下,改建旧城建造新高速的方案被通过了,就连塞纳河畔的老城区也不能幸免,还要在Louvre下直穿而过。塔蒂耗资巨大的电影城几乎就在影片拍摄完的同时被拆毁了。

电影城的建造费用没有人知道,反正留下了无数无法付款的帐单。建造过程也多灾多难,1964年秋天的一场大风就刮倒了不少建筑。外景在1965年3月建造完毕,4月开始拍摄,期间经历事故,预算短缺等等,到66年10月拍完。塔蒂曾为一个3秒钟的跳舞镜头拍了一天,最后却重新来过,因为裤子扯破的演员内裤穿的是白色的,而不是应该的条纹的。拍摄过程断断续续,塔蒂无法付工资,于是大家都在做兼职,很多人来来往往,比如Claude Clement,Rene Clement的弟弟受不了塔蒂的独裁,就跑了(塔蒂曾说:我喜欢团队工作,只要我是唯一的老大)。女主角则跑到服装部学起了缝纫。剪辑师和摄影师都去做了兼职。

然后到1967年年底试映,期间还返工无数。试映以后塔蒂再根据观众的反应反复修改,把它从最初的140分钟裁到120分钟。当有人写信给塔蒂说要看全部的时候,塔蒂说他会一年往影片里加上2分钟,没人会注意到的。这样几年以后他的原始版本就会重现了。不过这个梦想显然没有得到实现。

塔蒂的钱在影片拍了一半就花光了,然后就是向别人借钱,他向所有人借过钱,母亲还没去世,未来的遗产本来是和妹妹分的,结果也全被扔到了电影里。无数人还捐过钱,包括当时的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塔蒂抵押了自己全部的财产,包括他以前所有影片的版权以及他的公司,甚至是他的房子。

采访者:你真的把你全部财产都投进去了?

塔蒂:我不得不。他们说:你想拍完电影么?是的。好啊,那你在这里签个名。于是我签了。Jour de fete,Les Vacances,我的房子,全部东西。

建好的外景包括一个发电厂,公路,两栋钢筋混凝土的主要建筑,其中一个包括了展览大厅,机场候机室,办公室和餐馆,另一个包括了超市和杂货店。室内全部按工业的标准装修,灯光,电力和采暖,还有电梯都是真刀真枪。当然机场背景上的飞机是假的。街边的高层建筑则是铺在轨上的脚手架,外面糊上大楼的外表。为了取得透视的效果,有意的让高处的楼层高度要比底下低,这样从下面拍就显得大楼特别高。公路全是标准的,红绿灯也是。

另外以前完全拒绝广告的塔蒂在影片里允许了广告,这是一位叫Norbert Terry的人的功劳。他从联合国退休,将美国常见的product placement带到了法国。Product placement就是软性广告,制造商免费提供产品,电影里Terry就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公司的招牌打出来。塔蒂起先不同意,但是Terry则说既然是一个关于生活的片子,如何能处处都是认不出牌子的车,加油站,产品…为什么不能把产品的牌子打出来?或许塔蒂被说服了,意识到广告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没有广告牌的街道能是真实的现代街道么?在Playtime里Terry找了大约20个软性广告。但是他无法为下飞机的美国游客找到赞助的航空公司,结果她们都是坐着一个叫“Economic Airline”的航空公司来的。

影片中的美国旅客是从他家附近的Supreme Headquarters of Allied Powers in Europe找来的美国军官太太们。说起来,还是一位叫Marie-France Siegler的美国女士来到塔蒂的公司找工作。塔蒂在推掉她后问她如何在巴黎找到一帮美国人演游客。Siegler立刻前往附近的贴小广告的交流版上找到军官的太太俱乐部正在组织一个烤蛋糕比赛,两天后举行。两天后Siegler去了那个比赛,在那里给塔蒂打电话说她已经找到了一队的人。塔蒂吃惊的赶来,给了Siegler一个助理服装小姐的职务。她后来成了塔蒂的私人助理,是塔蒂晚年的重要助手和朋友。而这些美国太太们则没有守到最后,1967年法国退出北约,所有的太太们和丈夫们一起在那年4月被遣送回国了。结果那盘撒了无数胡椒注定要让某人吃下去的鱼最终也没有找到吃它的人。而且,影片中出现的照相的美国大兵也成了过时的标志。

关于女主角,塔蒂最初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大约20-25岁的女孩,腼腆,有点笨拙,但是有着聪明的眼睛,美丽的笑容和快乐的脸。她必须很高(至少1米68),简单并充满活力,很女性化。决不能看上去像个运动员。重要的一点:她不能是演员。至于她的头发是金的还是黑的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受过优良的教育而带来的拘谨的外表…”

最终塔蒂选中了一个1961年时曾为他朋友工作的德国女孩Barbara Denneke。他曾经让女孩搭便车进城上法语课。塔蒂当初就跟她说会让她演电影。Denneke想当空姐不成,回到德国做了秘书。塔蒂在没找到合适的演员后写信请Denneke来,工资不高,但是有免费公寓和一辆Volkswagen汽车。没人知道这是不是塔蒂唯一一次感情出轨,但是肯定是保密工作没有做好的一次。

影片快结尾处有个送牛奶的年青人,迅速的放下奶瓶,迅速的回到车上。塔蒂本来想找一个针的送牛奶的,但是他担心一个真的送牛奶的可能模仿不好他自己,于是开拍前又临时花了几天去找了一个跳芭蕾的来演。

在其它地方,塔蒂则依然是找了不少业余演员。比如那个大楼看门的,就是一个退休的搬运工,为了找到操作仪表时候需要的感觉,塔蒂只给了老人一点指点,剩下的就是看老人面对复杂的按钮时的真实反应了。另外餐馆里的木匠也是真实的木匠,塔蒂甚至没告诉他这是一个喜剧段落。杂货店前面停车架起警号再进来喝酒的则是真的管子工。塔蒂照例自己教这些演员如何模仿自己,如何演哑剧。

只有餐馆一幕里,有职业哑剧演员演出,其中Billy Bourbon演了他的招牌角色:醉汉。

影片结尾处的塞车大转盘,是塔蒂没了钱后,从各处请来自己朋友开着自己的车友情客串的,连他平日里最不爱露脸的老婆,也开着她的那辆敞蓬Sunbeam Talbot Alpine。

Playtime的发行权虽然被卖了,但是塔蒂保留了在法国首轮上映的权力,他在Empire影院放映,票价比普通的要高,目标对准知识分子。这时候英国和北欧等国家的票房都不错。3月份Cahiers du Cinema还出了主要关于Playtime的一期。不过这对于法国和美国于事无补。不久68年的5月风暴到来,不仅法国没戏了,美国也对过时影片没有了兴趣。

失去了主要的发行市场,塔蒂完全丧失了陪债的能力。塔蒂的朋友和他纷纷反目,债主都认为他是个大骗子。69年塔蒂母亲去世,家宅立刻成为了赔债的抵押。塔蒂的妹妹已经退休,如今她不仅没有拿到遗产,还被迫去住到一个朋友家。塔蒂则和太太到自家旁边的一间公寓租着住。这时候他当初橄榄球队的15个朋友出来弄了一个基金,算是给他老婆的,才让他们有了买菜钱。塔蒂明智的站到这事情之外,否则这点钱也会被债主抢走。1974年漫长的法律手续完成,塔蒂的电影公司Specta彻底解散,全部财产被拍卖抵债。塔蒂的全部电影财产被拍卖,底价12万法郎,连等量的空白底片都买不来。最后拍卖的这个结果就是12万,在一个和电影毫无关联的意大利银行出价后,就再没人叫价了。所有底片被直接送进了银行的仓库。

塔蒂本人则处于崩溃的边缘。朋友们纷纷远离他,甚至他的邻居们走路都会走马路对面以免遇到他。这时候只有塔蒂的家人坚决的站在他身边。

Traffic(1971)

塔蒂自述: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在高速路旁我发现了“故事”的关键。我看着成百上千的汽车经过……(司机们)失去了笑的能力,因为坐在移动的笼子里他们不再能和自然或者他们的朋友交流了。

在拍摄影片前,我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在Wersten高速路的一座小桥上待了两个小时。那天阳光灿烂,是个春日。Western高速路被美丽的树林包围。我看到所有的巴黎人都在去乡下的路上。在那两小时里我没有看到一张笑脸。

对于一个周日的早晨,这实在是令人忧伤!

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不让移动,狗也不行:这是被禁止的!我能看见的来来往往的只是汽车之间的竞赛。小车试图超越大车。坐在前排的女人开始担心的想“我希望他能超过这辆车,要不他就无法尽兴吃饭了。”

所以我想需要做些什么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功,但是我想以某种方式让司机的脸上不时的能浮现一丝笑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你刚才才在一个餐馆里看见的男人,一个跟你道别的充满魅力的家伙,一个非常好的家伙,从他踏进他的车那一刻开始,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魔鬼,轰的关上车门,开始期待车龙的到来。

1968年塔蒂突然萌生了拍电视的愿望,并且要离开法国拍一个关于Hulot先生的系列,这和他以前一直认为电视是魔鬼的看法截然相反。他很欣赏荷兰导演Bert Haanstra,Haanstra的Zoo深得塔蒂喜爱,是个记录片,把摄影机藏到动物园的大猩猩后面拍玻璃后面的游客的笑脸。塔蒂把这部影片放倒Jour de fete彩色版上映的前面做热身。塔蒂还曾经买下他的Alleman试图翻拍,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也让两人保持的朋友关系。Haanstra觉得塔蒂拍片子太慢,不适合电视。但是塔蒂则说服Haanstra来导演。两个人的讨论逐渐形成了Trafic的雏形:一个关于从法国到荷兰的交通问题。Haanstra找到在Amsterdam的车展,说服对方可以在车展前使用场地。最后影片成为一个三方投资的结果,来自瑞典的Svensk,荷兰的电影基金,以及塔蒂一方。

但是1969年春天开拍后,Haanstra迅速退出了制作,他发现自己和塔蒂的工作风格合不来。他无法忍受塔蒂对演员的处理,自己模仿演员,再让这些业余演员模仿他,他觉得这是对普通人的侮辱。Trafic成为了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塔蒂的电影。

这时候来自瑞典的电视二台来采访塔蒂,为首的叫Karl Haskel。当塔蒂问为什么一部关于春天的记录片要不远万里来采访他的感想,Haskel不好意思的说,实际是他的一个朋友需要足够的飞行时间以拿到飞行执照,所以他们选了个远的好让他朋友有机会练习。塔蒂大笑,愉快的接受了采访,并同意让Haskel的剧组拍一个他自己拍摄Trafic的记录片。Haskel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并越好了来拍塔蒂收尾的几天。

这时候影片已经耗了一年多,塔蒂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以免让投资人过于生气。据当时参与拍摄的他女儿Sophie说,塔蒂可以说是没有剧本,在高速公路上的段落几乎都是即兴表演。1971年春天,当Haskel赶到阿姆斯特丹拍摄进行最后三天的拍摄的时候,塔蒂告诉他,因为超支,法国方面招回了摄影师。他不可能拍原定的记录片了,除非他们出钱,出摄影师。Haskel立刻通知了瑞典的电视台,负责财政的Gustaf Douglas马上同意了,并且让Haskel的摄影师,Lasse Hallstroem担任塔蒂的摄影。一套全新的35毫米摄影机和胶片第二天就运到了Amsterdam。

Hallstroem那时是个典型的5月风暴后的一代愤青,长发,皮夹克。Hallstroem在短短两天拍摄里就和塔蒂产生了矛盾,完全不接受塔蒂的风格,结果在第二天晚饭的时候他当面说出他的意见。塔蒂的手下虽然有不满,却没人敢当面说出来。惯于独裁的塔蒂愤怒的离开饭桌,留下瑞典人付帐。Hallstroem则铁了心不干了。于是Haskel只好临时学习了35毫米摄影,当了一天的临时摄影。塔蒂也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记仇,最后Hallstroem拍的镜头一个都没要。

Trafic里Alfa公司的汽车原型是Renault 4L。影片首映后,Renault曾把这汽车放到电影院对面展出。

Trafic的作曲是Charles Dumont,他曾为Edith Piaf写了Je ne regretted rien。两人在70年认识,塔蒂说如果Dumont高兴,他可以为自己的新片作曲。Dumont欣然同意,要求看看影片。塔蒂则说,不需要看,只需要想曲子,想出来给他说,好他就用。于是Dumont只知道这是一个关于汽车的片子,他想了很多调子,塔蒂总是说缺这个缺那个,直到有一天塔蒂跳起来说“就是它了,这就是我想要的!你怎么想到的?”

片子中的人都操各自国家的语言,比如女主角是住在巴黎的美国模特,她就经常说英文。

晚年

Parade (1974)

塔蒂自述:你是否在跟我说为了制作这部电影我花了自己的时间?恩,我会告诉你精确的日程。既然你已经坐下了,你就不会因为惊讶而翻倒了。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排练。这时间不算长。然后我们花了三天拍摄,还有大约两个星期和一小拨观众拍摄串场镜头。

你将要看到的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奇观(spectacle),目的是打破观众和银幕之间的坚冰。“参与(participation)”这个说法现在被用得很多。它被频频提起却很少被看到。如果有个人要被干掉了,他就是要被干掉了,很公平,但是观众没有参与。现在有正相反的情况:你正身处在马戏团里。马戏场是圆的,就好像你是观众的一员。尽管通常情况下观众被要求一直保持安静,但这部影片是那种比较罕见的导演满心欢喜希望观众能够说话的影片。你就想在马戏场里的观众一样可以鼓掌。你可以吹口哨。如果你不喜欢表演,你甚至可以走掉。

我想有些说法会显得很炫耀,就像说:“我捍卫马戏,我是一个识字的人,在我看来小丑就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另外,Parade严格来说跟马戏没什么关系。它music-hall的成分要高于马戏。换句话说我想要做的就是把马戏场(ring)交给孩子们。我说了句:“全部道具都在这里了。”就离开了,他们开始做他们看过的各种把戏。他们开始试验变戏法,开始玩,开始变成小马戏团艺术家。我注意到当你看到一个画家,你就明白他会喜欢上如何用他的画笔变戏法。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变戏法?在我的节目里没人知道什么是变戏法,画家,观众,艺术家,没人知道谁是小丑,谁不是。

人们带着巨大的失望看这部电影。虽然它是一部乐观的片子。马戏团是谦逊(humility)和仁慈(kindness)的伟大学校,你能看到在如今这个摩登时代里的一点荒谬。如果没有马戏团,[[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劳伦和哈台]]都不可能存在。孩子们喜欢它是个事实:那气氛,那景象,所有人看表演的时候的笑容。它绝对是必须的。我很抱歉,但是你不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我觉得电影是个整体(ensemble):你可以开枪,杀人,脱衣,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也需要一种快乐。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因着同样的东西发笑,被一个高技巧的危险的荡秋千所感动。这是一种需要。你可以憎恨马戏,觉得它无聊,它很糟糕,它除了运动,摄影机,所有加在一起的一切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是必须这样拍这个节目。

这不是第一次塔蒂开始追求这样打破观众和银幕的界限。塔蒂早在[[1961]]年就试验过。那时他的朋友Bruno Coquatrix正主持一个Olympia的演出,Edith Piaf病了,塔蒂毫不犹豫的接受了救场的邀请。他设计了一个叫Jour de fete a l’Olympia的剧。剧中不仅在放映塔蒂的影片Jour de fete的时候剧中人从银幕走出,塔蒂还精心安排了一些打扮的很像Hulot的人做在观众席中间。“‘现场’和‘胶片’在一直相互交换,舞台不停的打破剧场的三面墙的束缚,电影则打破自己的四框。”

Playtime的原结尾里,塔蒂设想的场景是看到一个放映厅,片中人物的剪影被投射在银幕上,而剧场里看电影的观众现在则进入到影片中了。

塔蒂试图打破这种银幕和观众的隔离:“一种不同的电影,一种观众进来以后可以保持他自己的电影…我想让观众意识到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景观的一部分,他和导演之间有一种对话;一个字,我想要的就是一种人的交流。”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塔蒂的身体情况则急剧下降,已经不能维持这样连续的表演,所以节目不久就下了。

Parade的前身是和瑞典电视二台的一个合作的节目,这也是当初Douglas最后投资Trafic的如意算盘。两人的关系很微妙,反正,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骂人话。塔蒂慢条斯理的节奏显然让电视台着急,在折腾了两年,花了不少钱以后塔蒂还在写剧本,和Lagrange设计笑料。终于电视台下一个最后通牒,让塔蒂拍一个52分钟的专题。塔蒂最终将原来的计划放到一个叫Confusion的永远没能找到投资人的新片里,转而为电视拍摄了Parade

1978年原来买下塔蒂所有电影的意大利人Monaco终于理清所有法律纠纷,塔蒂的老片得以上映。为此塔蒂还特意带了一帮人去Saint-Marc海滩重拍了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的划船段落,颇有要调侃Jaws的味道。

晚年塔蒂接受了恺撒奖的终身成就奖。他跟Lagrange说,这里有一半奖是他的。的确,没有这些朋友,塔蒂恐怕无法获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里有为他设计了大部分场景,写了两个剧本的Lagrange,写了让他成名的哑剧的Alfred Sauvy,给他设计了无数笑料的Etaix和Marquet,长期的剪辑师Baudrot……

塔蒂自述:我几乎不读书,我也不怎么看电影。我不是个文化人。

我首先研究我的角色。我创造他们。然后我让他们在各自的设定下发展。我开始更多的解他们。只有当角色被创造出来以后我开始寻找他的笑料。

我拍片的时候不需要剧本。我用心去记我的电影,用心去拍我的电影。在现场我精确的知道我想从演员那里得到什么,我要做什么。

我不做即兴表演,我预先知道全部。我不需要剧本,并非因为它对我不重要,只是因为我用心记住了我的故事,每个镜头,每句话,每个动作。

我总要“重拍”每个景,这一次不是为了画面而是为了声音。在这方面我格外的注意。事实上我认为声音是最至关重要的。

我用我的全部力量去捍卫手艺(craftsmanship),我是一个手艺人(craftsman)。

一个人必须知道那些是绝对不能做的。除此之外技术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一个人必须遵循现和他自己的灵感。

必要的是我角色的发展,而不是我摄影机的移动。

我喜欢远景镜头。它让观众来发现那里有什么可看的。特写强调说:“看,这很滑稽!”恰恰相反,在一个远景镜头里你展示了几个元素,人物和对象。为什么要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里面的特性或者幽默?

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对于体育运动的训练。

所有值得一提的喜剧演员都是最早在Music-hall或者马戏团里练成的。如果不在舞台上通过和观众接触学习自己的本事,那就不可能拍出一个喜剧来。除非他拍的是文字喜剧。

我相信观众需要放松,但是我绝对拒绝用低俗的方式让他笑。一个人不能蔑视大众。大众有品味,有好的感觉,绝对比某些做相反断言的人要多的多。

我喜欢人,所有人,各种各样的人。

我观察人们生活,我逛悠,去足球比赛…我在高速路上坐上几个小时看车流驶过。我倾听对话,观察举止,细节,还有揭示每个人的个性的生活模式。

能够有一个打开通往生活的阳台,展示生活的财富的机会,对于我看起来是电影的诸多功用之一。

我并不在寻找什么信息(message),我只是对人们感兴趣,对家庭,对孩子,对提供的服务,各种在这个越来越被计划好,机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种小问题感兴趣。

我怎么可能会有想让人们笑的如此野心,人们自己就是完美的模仿者,随便一个过客知道的都比我多。

喜剧的关键不在于喜剧演员的表演,而在于喜剧演员揭示他人的幽默元素的能力。 (Comedy lies not in the actions of the comedian, but in the comedian’s ability to reveal the comic dimension of others.)

参考资料

  • David Bellos,Jacques Tati,Harvill Press,London,1999
  •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