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gfried Krac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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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英文名 : Siegfried Kracauer
出生年 : 1889年
出生日 : 2月8日
出生地 : 德国法兰克福
逝世 : 逝世
逝世年 : 1966年
逝世日 : 11月26日
逝世地 : 美国纽约
国家/地区 : 德国
国家/地区2 : 美国
职业1 : 理论家
首字母 : K
条目星级 : ★★★★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年2月8日1966年11月26日),著名批评家、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生于德国电影,早年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时事评论员,因持续撰文对“纳粹”进行批评,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特聘研究员,随后又在多个研究所从事社会学研究。他的写作涉及小说、文论、社会调查、电影理论和哲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雇员们》、《大众装饰》、《宣传和纳粹战争片》、《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和《电影的本性》等。

生平

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法兰克福(1889—1915)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年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克拉考尔(Adolf Kracauer)是一家纺织公司的驻外业务代表,长期与母亲洛塞特(Rosette Kracauer)生活的克拉考尔幼时性羞,略微口吃,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叔叔家渡过。他的叔叔是实用中学的历史老师,与其妻共同负责一家面向犹太孤儿的教育慈善机构。克拉考尔的婶婶周围因此聚集着一个由法兰克福中产阶层组成的社交圈,家中社交活动频繁,这对克拉考尔大有影响。

1906年,克拉考尔便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专栏中发表了处女作“高山上的一夜”(Ein Abend im Hochgebirge)。1907年自实用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修习建筑学,1908年1月转至柏林,当年底又转至慕尼黑,1911年获得学士学位。在早年的学生生涯中,他热爱阅读,喜欢上剧院和看展览。1914年7月16日,克拉考尔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其间也在建筑事务所工作。战争爆发前后,克拉考尔和同龄人一样感受到“觉醒”的激情。

哲学研究与谋生(1915—1921)

1915年1917年,克拉考尔开始在法兰克福建筑师Max Seckbach手下工作,并完成了一个法兰克福阵亡将士公墓的竞赛草图。谋生之余他也写作哲学短文,并将文章寄给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得到后者的赞赏。

1917年9月,克拉考尔曾应征入伍,并随步炮兵部队前往美因茨(Mainz),不过并未参战即返家。在法兰克福,他与[[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再度取得联系,他在柏林求学期间曾听过后者的讲课。

1918年,由于其父去世,克拉考尔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克拉考尔开始求职。但是,他向某基金会提交的申请被拒。他完成了一本论齐美尔的专著,却只有其中的第一章于1920年发表在《逻各斯》(Logos)杂志上,其他部分则因战后纸张短缺未能问世。在此期间,克拉考尔与[[阿多诺]](Adorno)结识,开始了一生的友谊,在后者早年的阅读中,克拉考尔是他阅读康德著作时的引导者。

出任《法兰克福报》编辑(1921—1933)

此时的克拉考尔已能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一些文章,1921年,他成为地方记者并于同年夏天成为带薪正式职员,负责报道地方及宗教事件。该时期他关注的重点就有马克斯·舍勒等人提倡的宗教革新运动。

1924年,他被报社负责人擢升为编辑。对克拉考尔的记者生涯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在同年进驻并负责报纸成立不久的影评部。他的社会学和现代文化理论都在影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1925年底起,克拉考尔开始创作一度被当作自传小说的Ginster,作品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称赞。1928年4月,小说片段在《法兰克福报》上预印,并于1928年底由柏林费舍尔出版社(Fischer Verlag)出版。

1925年底,克拉考尔与伊丽莎白(莉莉)·埃伦赖希(Elisabeth[Lili] Ehrenreich)相识,1930年3月5日结婚。伊丽莎白·埃伦赖希曾在斯特拉斯堡和莱比锡学习音乐、艺术史和哲学,从1924年6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Frankfurter Institut fuer Sozialforschung)成立始任图书馆员。

1927年7月,克拉考尔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1927年10月发表“论摄影”(Die Photographie)。1929年4月起,克拉考尔暂时成为报社驻柏林的专栏编辑。他在当月(至1929年7月中)开始为作品《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进行社会调查,同年10月完成。《雇员们》的系列文章在报社内部遭遇重重阻力之后终于从12月到1930年1月在《法兰克福报》上分12期登载并引起热烈反响。1930年1月,结集出版。克拉考尔此时已经开始第二本小说的写作,即后来的Georg

1930年4月到1933年2月,克拉考尔接手柏林编辑部,1930年政治局势变化之后便引起政府注意。在薪水减半后就有人劝克拉考尔找份兼职工作。他针对国内政治及社会演变发表的分析和预测言辞尖锐,这在报社内外都引致不满。待时局戏剧性地发展至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克拉考尔被报社的朋友以“工作休假”的名义送往巴黎。一天后,克拉考尔夫妇分文无有地离开柏林,随身亦无大件行李。莉莉直接前往巴黎,克拉考尔则在法兰克福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

流亡法国(1933—1941)

1933年3月抵达巴黎一月之后,克拉考尔便被告知需另谋生计,8月,《法兰克福报》的出版社利用克拉考尔在流亡杂志上针对[[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小说《人的状况》(La condition humaine)发表的书评公开与之解约。

小说Ginster的法文版由伽俐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

克拉考尔的第二本小说Georg涉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状况,这部作品他在1934年10月已经完成。然而,出版的努力屡屡落空。

完成Georg之后,克拉考尔紧接着开始写作一本新书:《奥芬巴赫和当时的巴黎》(Jacques Offenbach und das Paris seiner Zeit)。该书成书极其仓促,法文版和德文版都于1937年出版,销量却并不好。克拉考尔在本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后来被用到《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中分析电影。

由阿多诺牵线,1937年克拉考尔为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 fuer Sozialforschung)的杂志撰写关于“群众与宣传”(Masse und Propagangda)的文章。克拉考尔还常为《新苏黎士报》和巴塞尔《民族报》报道最新影片。

[[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建议下,克拉考尔向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申请研究项目。希望利用资料馆丰富的影片收藏进行名为“德国之社会发展与电影艺术关系论(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r Filmkunst)”(见1937年5月3日霍克海默致克拉考尔)的研究。[[迈尔·夏皮罗]]也帮助克拉考尔和[[纽约电影资料馆]]联系。电影资料馆馆长[[约翰·E.阿伯特]]最后向克拉考尔提供了MOMA电影资料馆特别研究助理的职位。

克拉考尔的朋友们都极力敦促和帮助他移民美国,此事却因德国移民率已经过高而极为困难。同时克拉考尔也为把自己的母亲和婶婶接来法国而奔忙。

1940年8月底,克拉考尔夫妇在马赛(1939年6月之后)期间取得去美国的移民签证,不过,他们必须穿过法西斯西班牙取道里斯本去往美国,此事一直折磨着他们,其间又有他在马赛唯一保持联络的好友本雅明自杀,克拉考尔一度考虑步其后尘。在马赛时,克拉考尔已在三个笔记本上完成了《电影的理论》(Theorie des Films,中译作《电影的本性》)草稿。

1941年2月28日,克氏夫妇到达葡萄牙,1941年4月15日从里斯本出发,1941年4月25日到达纽约。

流亡美国:新的开始(1941—1966)

克拉考尔首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期两个月的资助,提供给他继续写作德国电影史。同时,他与摄影师[[欧根·舒夫坦]](Eugen Schufftan)开始为关于奥芬巴赫的影片编写脚本,不过该片并未实现。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他作为电影资料馆馆长Iris Barry的特别助理提供了两年期的资助。1942年6月,克拉考尔完成《宣传和纳粹战争片》。直到德国电影史著作完成,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一直向他提供资助。在[[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wsky)的联系下,该书于1947年以《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为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到期后,克拉考尔成为自由作家,为《评论》(Commentary)、《新共和》(New Republic)、《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和《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写稿。1949年初,克拉考尔得到“波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一项有关电影美学的资助。他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此签定了一份出版合同。

1952年,克拉考尔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实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资深成员,后又作为“波林根基金会”的顾问和专家成为研究总监。为完成他的电影著作,克拉考尔于1954年还得到了波士顿Chapelbrook Foundation的资助。

1956年7月至10月,克拉考尔开始已计划两年多的欧洲之行,目的地有意大利、瑞士、法国和德国。在汉堡,克拉考尔和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谈到《卡里加利》一书德文译本的出版事宜(成书的版本对克拉考尔的写作阉改严重)。又在法兰克福与出版商Peter Suhrkamp(他的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卡里加利》一书的首个完整德文译本)进行了愉快会面。

克拉考尔后来还两次回到故乡德国,分别是1958年夏天和1960年7月至10月。克拉考尔对战后德国的印象是,人们“举止随便,心无所向,不但边幅不修,且内心混乱。…人不似人,更像作人的原料”(1958年10月27日致Loewenthal)。

1959年底,他写成《[[电影的理论]]》。1961年初,他开始写作一本历史著作的新计划。

深度研究和有关历史观念的写作占据了克拉考尔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多次去欧洲旅行,与许多著名历史学家会面。参加“诗学与注疏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研究小组。但他没能完成自己最后一部大计划。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于1966年11月26日因肺炎逝世。他的史学理论著作于1969年由历史学家Paul Oskar Kristeller和Lili Kracauer从遗作中整理出版,标题为《历史:终结前的最终事》(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理论评价

克拉考尔只写过寥寥几部电影专著,但它们的重要性足以让克拉考尔在电影理论史上占据不可磨灭的地位。《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一部见解独到的电影社会学著作。克拉考尔运用了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精细地分析了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电影。在梳理了决定德国电影诞生和发展的种种因素后,他明确指出电影比其它门类的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因为首先电影不是个人产品,其次电影必须适应观众的愿望。他认为,德国电影发展的几个阶段其实始终只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民族心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表现主义取代战前的现实主义,标志人民对悲惨现实的逃避和对失落感的掩饰,而20世纪末现实主义的再度兴起则说明上述的逃避终结了。这种转变实际上反映了那段时期德国民族心态的起伏变化,从而,克拉考尔用电影的风格和内容的变化,证明希特勒的上台是某种民族心态导致的结果。电影便在这种民族心态的变化中随波逐流。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二战前参与了表现主义电影运动和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电影导演(如[[弗里茨·朗]])的攻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克拉考尔的观点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学说开了先河。

《电影的本性》被当时已入籍美国的[[爱因汉姆]]誉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电影美学专著”,克拉考尔在书中力求界定电影的特殊性。他的出发点是:电影与一切艺术不同,它是展示原初素材——即现实本身——的唯一艺术。。因此,电影工作者的目的是揭示现实,而不是提供自己的内心想象。固然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但是艺术家在组织自己的印象时,必须选择那些能再现现实和揭示现象的东西;不应利用现实,只应探索现实。他对比了卢米埃尔兄弟[[梅里爱]],赞扬前者,贬斥后者。在他看来[[梅里爱]]那种利用电影制造幻象是对电影表现手段的背叛。因此,他认为,电影应该是非戏剧化、非预构的;就像生活流程,电影中的运动也不能止息;电影比之于其它艺术,更能捕捉生活的现象。

克拉考尔的论述涉及电影中的各个领域和绝大多数电影类型。他批评历史片和制造梦幻的故事片,表扬如[[布努埃尔]][[萨帝亚吉特·雷伊]][[斯特劳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克拉考尔用许多实例来证明:人在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上,已经被大大异化了,抽象思维的习惯让我们忽略了许多物质现实的现象,只有电影才能使我们重新发现一向视而不见的东西,所以,电影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

但是,批评者认为克拉考尔的理论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责备德国导演受民族心态左右在二战前几乎全部失职,这意味着一种要求艺术家介入现实的主张,但在《电影的本性》中,他又鼓吹捕捉歧义的现实的原初状态。显然克拉考尔试图构建一个体系,但他的各种观点间缺乏一个坚实的、融汇贯通的桥梁。克拉考尔的许多思考,反映了两次大战之间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思辨的特征,有人称为理想唯物主义,也有人称为古典人道主义。克拉考尔正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代表,在他之后,电影理论朝着电影文化学的方向转变了。

主要著作

电影理论

电影之外

《侦探小说》(Der Detektiv-Roman

1922年1925年,这次哲学写作历经了4年时间,被认为标志着克拉考尔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此,他开始潜入日常生活的内部进行观察,其“好奇的现实主义者”(阿多诺语)的目光坚定地从事物中汲取意义,那些值得质疑的现象,如某种文学类型中千篇一律的传统主题,在他看来都具有历史的和哲学的寓意,揭开了社会现实的真面。
作为西美尔的追随者,克拉考尔在书中的分析(经典者如“酒店大堂”的章节)也被认为是对空间异化的精彩论述。为空洞理性所疏离的世界的表象,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得到丰富展现。该书构成了克拉考尔阐释资产阶级文化表面现象的最早尝试,而他后来著作的某些思路在本书中也已经清晰可辨。

《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

1929年,克拉考尔被《法兰克福报》派往柏林工作,同年9月他为写作本书展开社会调查,完成后的报告于当年的12月及1930年1月在《法兰克福报》上分12期连载,在德国引起热烈反响。作为对德国白领雇员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专门分析,这本书不但是一份针对雇员阶层的即时调查,其现实意义自其问世以来也从未有所减损,其中的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是《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一书中关于德国中产阶级分析的基础。

《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

这是克拉考尔的一本论文集,其中大部分文章曾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街道、各种场所和旅人,电影及观众,著作、想象以及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一切在克拉考尔的眼里是可疑、复杂和难以参透的。他把矛头对准日常生活和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某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在克拉考尔看来不是由明见的口号和观念予以确定,而是来自并不引人注目的表面现象、具体的细节和平常老套的装饰,这条思路自然也是从本雅明那里演化而来。

参考

克拉考尔小传(Sabine Biebl撰,德文)

外部链接